Lot 917 翁方纲（1733-1818） 请移孔子庙堂碑札卷

翁方纲（1733-1818） 请移孔子庙堂碑札卷

RMB 20,000

RMB 20000 - 50000

未知

未知

WENG FANGGANG
CALLIGRAPHY
手卷
水墨纸本
1817年作
hand scroll; ink on paper
①26×115 cm. 10 1/4×45 1/4 in. 约2.6平尺，
②22×85.5 cm. 8 5/8×33 5/8 in. 约1.6平尺，
③22×117 cm. 8 5/8×46 1/8 in. 约2.3平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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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识：1.手肃。夙叨大人挚爱，未敢渎，具小札。因得诵大人近题岱顶篆石，尊作稔知，政成嗜古。敬以曲阜圣庙筑碑事，附达左右。伏惟采纳焉。虞永兴书庙堂碑今所传陕石是五代王节度彦超重勒（王彦超官于宋初，此石宋初所立），而永兴原石久已不存。近日博雅如何，义门能审定孙北海所藏之非真，而义门亦未得亲见唐石原本。昔晤闵峙林鹗元，云其家有庙堂碑旧本。峙林昔官山左，尝摹勒于曲阜学宫，意其或是唐石之遗也。及见曲阜闵刻，亦是陕石之旧拓耳，仍非唐石也。曹州府城武县学舍有一旧碑，亦是永兴。此碑向来不知其何时所重勒，惟于虞堪胜。伯集有记云：至正年间，浚河得之。弟按部曹郡，目规此碑，首尾无重刻。岁月，亦手搨数纸而未能详考，及前岁乃得目见唐石原本。元朝康里巎巎所藏，某已手摹一小卷。始知城武一石乃是此唐石之嫡乳，而陕刻去之转远。尝以语孙渊如此城武石碑日久，在平地倾仰，无人知者，宜谋移置于曲阜。
圣庙宫墙之侧，渊如亦深以为然，而渊如已离德州粮道之任，事未克成，深愧悔。方纲在山东时，未得与诸事筹措及此耿耿寤寐。有待大贤成就此举。今逢大人敭历东省，百度釐举，而此一事深有切于艺林，知而不言是某之咎也。伏乞大人饬令所司，移城武此石敬置曲阜圣庙同文门庑下，以垂永久。岂惟方纲区区私祝而已哉。去年见一友从城武拓此本，其后半已复被人又加凿穿一笔矣。既无檐护，雨琳日炙渐，且笔尽为泥淤所掩。若移之曲阜同文门下，则长久保护斯文之厚祥也。
写此札时又虑及移碑时，恐有司惮劳，以其地碑石林立、难施工筑为词。因就近访问商诸孔仪部（昭虔），并托其商诸山左，新来应会试之公车，诸君佥称此事为盛举。皆云若虑碑薄（城武一石仅厚四寸），则于其下立大石作趺坐，再于两旁用左右二石柱夹护之，即可。永久不致摇动也。其碑下截近趺处为石不甚宽长，又恐趺坐安时未极稳固，则或宜用糯米浆汁和灰固之，是则在善于经理。伏惟大人为儒林保护此石，非一时一事之计，非一己一私祷。垦祝垦祝，深幸深幸。弟名正书。丁丑春二月八日。钤印：翁方纲印、覃溪、苏斋
2.手肃。敬候笠帆大中丞，近禧接诵，惠函知虞书庙堂碑承雅意饬司事，诸君移置曲阜圣庙同文门下，此诚不朽盛举。此碑在城武学舍四百余年，近今惟何义门知有城武本耳。陕西碑林之刻称曰王节度本。此城武本因其原在城武县，偶以此县名之，是则将来既移曲阜，不能复称城武本，艺林著录以对王节度本必称曰静候笠帆大中丞，近禧接诵洁可施工，镌此拙诗否？恐欲附镌此石，所以拙诗后只写年月，未落双款。但因是笺纸，写不得。不用图章。若上石，则图章不入石刻也。凡刻石惟惟题跋前人墨迹则用图章，若专刻石纪事则不用图章，为定式。如夹碑石柱则竞不用图章矣。记得从前弟远雯郡伯在太平，讬小请王莲府属为考定姑孰帖行草一帖。因详考其年月，是苏子美手迹，附一小跋，亦不用图章，此跋已刻入姑孰帖矣。庙堂碑必有新拓者，已谆致蒋明府。此碑日久，字画浅细，往往为墨所掩，每拓时必须先用热水沃洗再四，洗去字底宿滓，然后以淡墨拓之。昔在曹南，眼看工人用此法拓数张，竞不减宋拓之妙。今求饬工亦用此法拓之，能再多拓见寄，更为感荷。诸惟鉴照临颖驰切不罄。八十五叟方纲顿首。六月五日。钤印：苏斋、长毋相忘
3.手肃。敬候笠帆大中丞，近禧接诵诲言，稔悉兴居绥祜，曷胜翘㴑。承大人雅意，欲以拙撰《庙堂碑考》付梓，谨检所写底本奉鉴。乞覆加核定为祷。城武绅士具呈籲请留此碑事。在此邑久藏。此刻缱绻之情，势所必有，惟是永兴此碑，元至正间因河决定陶得之，初非必应在城武学也。况此碑自元明以来，收藏家止知有陕本，不知有城武本。尝见上海顾氏玉泓馆所藏是此城武本最旧拓本。王百穀诸君手跋皆莫知为石在何处，即以近日何义门于碑帖最称博洽。尝见义门所手跋太仓王氏藏本，即孙退谷本。亦止称山左本而不知其为城武本也。是此碑虚有在城武之名，而士大夫不知其在何地。今得移于曲阜同文门下，自必人人欣说，更多流传精拓之本，且以大人之鼎力为艺林久远传播。即某之附书拙记，亦明著其移自城武则是向来在城武，而人转不知其何在。今移置曲阜而城武之名转得益彰。即以拙著此考亦每陈必推城武来历，是经此移置，而城武之名乃大白于艺林，其较之仍在城武孰为有？盖不待辨而自知矣。伏恳即以此次拙作七古一首，俾此邑学官绅士抄录，以备采入邑志。郃人固不敢区区以谦陋自谢。惟大雅鉴之。今将此拙作并碑考，须先奉寄是以太老大人。《饿术集》已读数过，而既承诿作序文，不敢于今午草草成之。明日再详读而后敬谨下笔，即续缄寄也。梧门离著一册，则再作一次，奉覆诸惟鉴照临颖驰切不罄。十一月廿六日。方纲顿首，敬冲。钤印：苏斋、长毋相忘、翁方纲印、覃溪
4.庙堂碑考一册，已是讬人写净本，其原底涂改极难辨。此本如付梓，俟有制印样本，仍求将此底本寄还，以便细校。再拙诗中间未敢抬写其末，亦未写呈政字样者，拟以此听尊酌或存尊斋再补写双款，抑或垦传示城武邑庠，所以未落双款，惭恳惭恳。又顿首。钤印：苏斋
翁方纲对《孔子庙堂碑》是有着特殊感情和贡献的。嘉庆十二年（1807）年五月，翁方纲《孔子庙堂碑考》书成，其正文专考《孔子庙堂碑》各本文字书势之优劣、笔画之存泐，考辨文字随碑字以双行小字附后。卷末翁方纲跋，则考证《孔子庙堂碑》各本之流变、优劣，跋末称“因略钩摹百廿字粗疏所由，刻一小卷，聊志所见之幸，而重勒一石于曲阜，未知何时得果此缘也。时惟嘉庆十二年丁卯夏五月六日，北平翁方纲识”。
众所周知，《孔子庙堂碑》拓本，现存有三种古本。
一、临川李氏（李宗瀚）藏《孔子庙堂碑》唐拓残本。即此本，原石已毁。元康里巎巎旧藏。梁启超在自藏《孔子庙堂碑》跋文中写道：“终须以李春湖（李宗瀚）家之唐拓为真面目耳”。
二、陕本。宋代王彦超在北宋建隆二年至干德二年间（公元961年至公元964年）重刻。今存陕西西安碑林。世称“陕本”，或“西庙堂本”。碑末增“王彦超再建，安祚刻字”。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地震时，碑石断为三截。“陕本”，字本较肥，字口较深，笔划稍粗。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明嘉靖陕本珍拓。
三、城武本。元至元年间（公元1335年至公元1340年）在山东定陶出土。原石现存山东成（城）武县博物馆，称“城武本”或“东庙堂本”。“城武本”无首、无座、无上石年月和摹刻者姓名。翁方纲跋“城武本”说：“‘陕本’泐处、此具有之””。断定“则非宋后刻也。”翁方纲在《再題廟堂碑唐本二首》自注时写道“西安（陕本）、城武二石皆宋时刻也”。“城武本”字体较瘦长，笔划匀称稍细，刻划稍浅，显得圆劲古秀更具神采。翁方纲说：“若论圆腴有神采，则‘陕本’似更于肄习。若欲讲求永兴用笔之意，上追晋法，则‘陕本’’实不及‘城武本’”。
翁方纲《孔子庙堂碑考》：“城武本，元至正间濬河得之，见虞胜伯集，而不闻其何时何人所重勒。其行次空格皆与陕刻不同。惟相王旦作相臣，王旦妄增一臣字最谬。而其间所依原本，则多。有陕所提已泐，而城武所据犹未泐者。是所据原本在陕刻所据原本之前，以元时始出揆之，盖当亦宋时摹勒。予初疑其边际或碑阴当有重勒岁月。及按试曹南，亲见，正文外无一字，且其石仅厚四寸二分，多失于单弱，日久磨泐更益枯瘦，而其中实有足订正陕本之失处。即如右肩转处，虽亦未尽得其神妙，而原本大局颇为不失。若以虞法论之，似尚在孔祭酒碑之上，而知之者甚少，坊估拓售，亦不及陕刻之流传也”。
此卷翁方纲《请移孔子庙堂碑札》卷，即请示当时的山东巡抚陈预（笠帆大中丞）移动“城武本”《孔子庙堂碑》原碑从城武县置于“曲阜圣庙同文门庑下”。卷内含四札，为其去世前一年所书。其中，三札有具体书写时间，分别为“丁丑（1817）春二月八日”，“六月五日”，“十一月廿六日”。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正月二十七日翁方纲去世，也就是说，这是翁方纲临终前两个月对“请移孔子庙堂碑”一事一直念念不忘，挂记于心所请。可惜的是，翁方纲所请，将移孔子庙堂碑置于曲阜圣庙同文门下，终是没有结果。此碑目前仍存于今成（城）武县博物馆，成武县博物馆将它作为镇馆之宝，馆内资料记略：“宋代制石，石灰岩质。虞世南撰并书，王旦书碑额。碑高209厘米，宽89厘米，厚24.5厘米。圆首。碑阳正文阴刻楷书32行，满行66字，字径高2厘米，宽2厘米，共2040余字。此碑没有碑座，应该是镶嵌于墙壁之上的，碑体残缺，局部碑文剥落......”
是卷首札翁方纲向陈预陈述《孔子庙堂碑》碑石拓本之源流始末，论述强调“城武一石乃是此唐石之嫡乳，而陕刻去之转远”，“陕刻”即“陕本”刻石。“尝以语孙渊如此城武石碑日久，在平地倾仰，无人知者，宜谋移置于曲阜。圣庙宫墙之侧，渊如亦深以为然，而渊如已离德州粮道之任，事未克成，深愧悔”。翁方纲曾和孙星衍（渊如）商量移此城武孔子庙堂碑于曲阜孔庙，但时任山东粮道的孙星衍已经离职，此事搁浅。翁方纲又言“去年见一友从城武拓此本，其后半已复被人又加凿穿一笔矣。既无檐护，雨琳日炙渐，且笔尽为泥淤所掩。若移之曲阜同文门下，则长久保护斯文之厚祥也”，可知他对此碑损毁的担心和忧虑。对于如何移动此碑，如何使碑稳固，作为一个八十五之老者，翁方纲也可谓是殚精竭虑，用心良苦：“皆云若虑碑薄（城武一石仅厚四寸），则于其下立大石作趺坐，再于两旁用左右二石柱夹护之，即可。永久不致摇动也。其碑下截近趺处为石不甚宽长，又恐趺坐安时未极稳固，则或宜用糯米浆汁和灰固之，是则在善于经理。”
次札翁方纲再次向“笠帆大中丞”阐释移城武孔子庙堂碑至曲阜圣庙同文门下的种种好处，并请示镌刻翁方纲之诗，以志此事。翁方纲关于移城武孔子庙堂碑诗见《复初斋诗集》卷六，即《题野云移碑图兼寄陈笠帆中丞二首》，其一，（丁丑）“真见毡苞席裹时，虞家胜伯几曾知。大中祭酒应相许，不是重摹第二碑。”，其二，（丁丑）“为谁补证相王衔（城武刻误以‘相王’下加‘臣’字），画里覃溪共笠帆。增入艺林金石录，野云妙墨助开函”。其后又写如何拓此碑之法，娓娓道来，令人感动。
第三札，翁方纲继续阐释移孔子庙堂碑之重要性，并“欲以拙撰《庙堂碑考》付梓，谨检所写底本奉鉴。乞覆加核定为祷”。
之后，又具一札，未再提移孔子庙堂碑事，只是催还《庙堂碑考》：“庙堂碑考一册，已是讬人写净本，其原底涂改极难辨。此本如付梓，俟有制印样本，仍求将此底本寄还，以便细校”。
此卷四札行间字里皆坦露出一个金石学家对城武孔子庙堂碑的热情，言辞恳切，音犹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