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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L23.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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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壶为卧式,壶身正圆形,上面为具有优美曲线的圆鼓的栱形,栱边部有一斜出的短颈圆唇卷沿小口,下面亦为栱形,但在着地处挖一浅浅的隐圈足,因此从正面看下半部的栱比上面的略浅,边部有一圈圆曲的凸棱,既有装饰性,又有加固上下合范的作用。器物胎体呈浅灰褐色,细而坚致。通体施天青色釉,略泛月白色,釉层均匀,稍厚,口、颈部釉薄处呈肉红色;釉面光润,在棱上和底部有细小的蚯蚓走泥纹;施釉至足,从与底部胎釉的交界处可见很窄的露胎,其余 部分施有一层浅白灰色到深棕褐色的光亮的护胎釉;足边部有流釉造成的少量粘沙。元末到明代前期,北方地区的制瓷业普遍处于衰落阶段,但大型的产业中心开始出现,各地的窑业都开始向最具产业优势的地点集中,钧州的窑业向位于州治的钧台窑区集中。形成了今禹州老城北部以八卦洞为中心的窑场,此地是明清文献记载的供御用的钧窑生产地点,以烧造钧瓷花器而著称 。明代初期是钧窑生产历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时期,产品特征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器物种类再次变得丰富,除了日用的碗、盘、高足杯等饮食器外,还有各式花器、香具、酒器、寝具和陈设器物。器物从元代后期的粗放草率的制作风格再次变为精工制作,造型变得规整,浑厚端庄,与北宋末期那种精巧优雅的风格不同,但有异曲同工之美。出现足端平切修足的新工艺,足墙也变得宽厚而矮,表明该时期一种新的技术和风格在窑场生产中出现并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月白色、灰白色釉作为钧釉瓷器的主导色调,占很高的比例。另有少量正天青色,深紫蓝色釉,特别是出现了单面或两面通体红釉或紫红釉的器物,釉面与元代后期相比,变得光洁明亮,釉层尽管还比较凝厚,但相比元代后期变得较薄,釉面的棕眼变得细小而密集。加之总体上偏月白的呈色,使这一时期的钧釉器物既不同于北宋后期的温润典雅,也不同于元代的凝厚如堆脂并满布棕眼的粗劣,特征十分明显。总体来看,明初在继承此前的陶瓷烧造技术、工艺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变化,修坯技术、施釉技术也显示出走向规整的新气象。扬之水女士率先将画中的背壶与代钦塔拉辽墓中出土的酱釉穿带扁 壶对应,这种穿带扁壶是直口,边侧有多个系,的确适合于在骑射、行军等剧烈的运动中背负,可以盛装酒或水。这类器物其实是可以上溯到更早的时期,比如扬州就出土了唐代长沙窑有一面平的背水壶,定窑五代时期也较多的出土扁圆形的穿带瓶。有学者根据俄藏黑水城文书“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的记载,证明背峞这种功用的壶,北宋代就已出现,并被引申含义,组建了“快射背峞队”的突击部队。说明这种器具并非契丹、女真等族专用。任志禄先生在观察后判定《文姬归汉图》中骑手所背负的是一种龟形酒壶,根据南宋林洪《山家清事·酒具》的记载,以及周密《武林旧事》等文献的记载,这种酒具不仅称为“峞”或“罍”,也称为酒鳖 22。与此对应的实物资料是内蒙古宁城县无义镇出土的辽三彩扁壶,整体扁圆,呈很形象的龟形,出、注水口就是龟头,腹部有两个小系,颇似龟足(附图二)。这件扁壶做成很具象的龟形,重要的是出、注水口,即龟头斜出于扁壶的边侧,据此,可将扁圆形,边部斜出小口的壶均视为抽象的龟形壶,即酒鳖,进而认定是“背峞”。如纽约安思远旧藏的一件西夏灵武窑黑釉剔刻花扁壶,英国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山西雁北地区窑口的黑釉铁锈花扁壶,都是这种形式的,斜出的小口就代表了龟头,特点是边侧带有4个系,部分还有凹槽。任志录先生在经过对一众材料的排比后指出:辽代出现象形酒鳖,西夏中期即相当于金或南宋早期出现直口式酒鳖,金代或南宋晚期到元代中期。出现龟背而腹下圈足、口部抬起的梯形口酒鳖。然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类斜出小口的卧式扁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卧壶的边侧有多个横向安装的系,部分有可以穿带的槽;第二类是只在接近小口的地方有两个纵向的系,从使用方式上看不适合背负,如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所藏的一件白地黑花鱼纹扁壶,应为山西地区窑口的产品(第三类,则是完全没有系,为浑圆的卧壶,边侧斜出小口,多数情况下小口的高度略低于卧壶腹部栱的高度,扁壶的一侧有圈足,但大多为隐圈足。这种类型的扁壶目前只在北方地区的窑口生产,本件拍品和泰华古轩的藏品是河南禹州钧窑的产品。另如私人收藏一件山西晋南窑口的白地黑花扁壶,国家博物馆收藏一件河南禹州扒村窑的扁壶,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一件黑釉刻划花扁壶,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三合村出土一件黑釉扁壶,都是这种类型的。同类型一钧窑扁壶可参阅售于中贸圣佳2020年10月17日,编号1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