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信息
拍品名称
清乾隆 洋彩“万福连绵”缠枝西番莲纹浮雕包袱尊
年代
清乾隆
起拍价
未知
估值区间
RMB：4,500,000-6,500,000
尺寸
H: 27.5 cm (10 3/4 in.)<br>H: 31.5 cm (12 3/8 in.) (含座)
品相
未知
更多信息
“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带木座
来源：
日本私人旧藏
本品撇口，束颈，鼓腹及底内收，近足处外撇，足端露胎处可见胎体坚白细糯。尊口描金，通体以白地洋彩为饰，口沿处绘如意云头纹，近足处绘变形莲瓣纹，器身洋彩绘“万福连绵”缠枝西番莲纹，红蝠口衔金彩万字，西番莲花叶舒卷自如，花瓣处施彩厚实，以细小笔触堆砌其上，极具立体质感。整幅画面构图严谨，层次清晰，繁而不乱。最为夺目的为其肩部所堆塑的胭脂红、蓝料彩缠枝花卉包袱巾，红彩绘花叶，蓝彩绘卷曲缠枝茎，于肩部绾成蝶形花结，袱角自然垂搭于尊体，袱褶、花结、巾纹等刻画细腻。包袱巾浮雕极为立体，生动异常，宛若丝质包袱一般，极具写实效果，彰显了乾隆时期御窑高超的制瓷技艺。器内与外底施松石绿釉，外底心留白处矾红双方框内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洋彩”一词见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所撰《陶务叙略碑记》“洋彩器皿，本朝新仿西洋珐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一般认为，洋彩是继承珐琅彩彩料和技法发展而成，其花卉多摹仿西洋光影绘法，花叶翻卷，富于明暗变化，借以烘托立体之层次。本品枝蔓描绘可见深浅两种颜色表现明暗立体，具有洋彩之典型特征。
包袱式装饰最早出现于雍正时期，《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雍正十年（1732年）十七日，首领萨木哈持出洋漆包袱式盒二件，说宫殿监督领侍陈福传旨：此盒样式甚好，照样将黑、红漆盒做些，画花卉漆盒亦做些。再，盒一件底上有窟窿，不必照此样做。钦此。于十一年五月初一日照样做得漆盒二对，并原样一对，司库常保、首领萨木哈呈进讫。” 可见包袱纹或最早见于雍正朝漆器。
乾隆承接前朝审美之绪余，并使之更为多样化。据《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载：“乾隆四年（1739年）九月十九日首领李久明，催总白世秀将配座……成窑高足钟一对，红花白地高足碗一对，珐琅包袱瓶一件……。”又有“乾隆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太监胡世杰交铜胎西洋珐琅包袱瓶一件，随座。传旨：用此瓶胎骨烧掐丝珐琅，先画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故宫博物院见有乾隆朝画珐琅盖罐，与清档记载互为印证，其器身装饰缠枝花卉纹，其上以红蓝彩料绘包袱纹，装饰手法与瓷器包袱纹相似。本品或吸收了珐琅器上装饰手法，其烧造也应是内廷按照乾隆皇帝旨意，出具器物官样，由景德镇御窑依样烧制成器。
查阅各大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各藏有一件清乾隆松石绿地洋彩包袱尊，原应为一对。撇口，束颈，鼓腹，器型与本品极其相似。器身松石绿地之上绘缠枝番莲纹，肩部胭脂红彩包袱巾，其上绘缠枝花卉纹，装饰风格与本品一致，但此式包袱未浮雕，立体感远逊本品，其或为仿铜胎珐琅所制。另见故宫博物院所藏一对乾隆朝松石绿地洋彩包袱尊，器身呈瓜棱形，如意云头形撇口，束颈，鼓腹，胫部外撇，松石绿地之上绘缠枝西番莲纹，肩部装饰如本品，堆塑红彩包袱纹，包袱巾上绘缠枝花卉纹，纹饰布局与本品相似。对比可见，乾隆御窑所制洋彩包袱式瓶、尊等器存世甚罕，且每器器形、纹饰细节、包袱打结的方式均各有不同。乾隆朝此式色地洋彩包袱尊鲜见于拍场，北京翰海2008年12月7日拍卖会释出一只嘉庆黄地洋彩花卉纹包袱瓶，其器身绘“万福连绵”纹，口足分饰如意云头纹与变形莲瓣纹，肩部堆塑胭脂红彩包袱巾，形制与本品相类，仅器型略有差异，成交价为996.8万元。嘉庆时期的作品尚且能拍出如此高价，乾隆朝作品的价值自是不言而喻。
本品造型端庄挺拔，复杂多变，装饰华美高贵，寓意吉祥，为存世乾隆御窑珍罕之精作，颇值珍视。查阅公私收藏，尚未见与本品完全相同者，且馆藏多为色地洋彩，如本品白地洋彩者更为珍罕。其器型最接近者当为包袱不饰浮雕一对，然其器身分层装饰，不及本品通景装饰更一气呵成，辅以胭脂红色调包袱，浮雕细腻逼真，仿若丝绸质感。其书款外加双方框更是凸显其品级不凡，当属此式包袱尊中兼具艺术审美和特殊性的一例孤品。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清盛世瓷选粹》，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第292页，图23；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瓷器卷（清代）》，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51页，图99；
北京翰海，2008年12月7日，lot2225（9,968,000元）
拍卖会：中国嘉德2026年秋季拍卖会
尺寸：H: 27.5 cm (10 3/4 in.)
H: 31.5 cm (12 3/8 in.) (含座)
bondedStatus：本件拍卖标的处于保税状态下，详见“买家指南-保税拍品竞买须知”
拍卖场次：万里归邦——海外私人珍藏
拍卖时间：2026-11-08 19:00:00
拍卖地点：嘉德艺术中心
带木座
来源：
日本私人旧藏
本品撇口，束颈，鼓腹及底内收，近足处外撇，足端露胎处可见胎体坚白细糯。尊口描金，通体以白地洋彩为饰，口沿处绘如意云头纹，近足处绘变形莲瓣纹，器身洋彩绘“万福连绵”缠枝西番莲纹，红蝠口衔金彩万字，西番莲花叶舒卷自如，花瓣处施彩厚实，以细小笔触堆砌其上，极具立体质感。整幅画面构图严谨，层次清晰，繁而不乱。最为夺目的为其肩部所堆塑的胭脂红、蓝料彩缠枝花卉包袱巾，红彩绘花叶，蓝彩绘卷曲缠枝茎，于肩部绾成蝶形花结，袱角自然垂搭于尊体，袱褶、花结、巾纹等刻画细腻。包袱巾浮雕极为立体，生动异常，宛若丝质包袱一般，极具写实效果，彰显了乾隆时期御窑高超的制瓷技艺。器内与外底施松石绿釉，外底心留白处矾红双方框内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洋彩”一词见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所撰《陶务叙略碑记》“洋彩器皿，本朝新仿西洋珐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一般认为，洋彩是继承珐琅彩彩料和技法发展而成，其花卉多摹仿西洋光影绘法，花叶翻卷，富于明暗变化，借以烘托立体之层次。本品枝蔓描绘可见深浅两种颜色表现明暗立体，具有洋彩之典型特征。
包袱式装饰最早出现于雍正时期，《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雍正十年（1732年）十七日，首领萨木哈持出洋漆包袱式盒二件，说宫殿监督领侍陈福传旨：此盒样式甚好，照样将黑、红漆盒做些，画花卉漆盒亦做些。再，盒一件底上有窟窿，不必照此样做。钦此。于十一年五月初一日照样做得漆盒二对，并原样一对，司库常保、首领萨木哈呈进讫。” 可见包袱纹或最早见于雍正朝漆器。
乾隆承接前朝审美之绪余，并使之更为多样化。据《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载：“乾隆四年（1739年）九月十九日首领李久明，催总白世秀将配座……成窑高足钟一对，红花白地高足碗一对，珐琅包袱瓶一件……。”又有“乾隆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太监胡世杰交铜胎西洋珐琅包袱瓶一件，随座。传旨：用此瓶胎骨烧掐丝珐琅，先画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故宫博物院见有乾隆朝画珐琅盖罐，与清档记载互为印证，其器身装饰缠枝花卉纹，其上以红蓝彩料绘包袱纹，装饰手法与瓷器包袱纹相似。本品或吸收了珐琅器上装饰手法，其烧造也应是内廷按照乾隆皇帝旨意，出具器物官样，由景德镇御窑依样烧制成器。
查阅各大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各藏有一件清乾隆松石绿地洋彩包袱尊，原应为一对。撇口，束颈，鼓腹，器型与本品极其相似。器身松石绿地之上绘缠枝番莲纹，肩部胭脂红彩包袱巾，其上绘缠枝花卉纹，装饰风格与本品一致，但此式包袱未浮雕，立体感远逊本品，其或为仿铜胎珐琅所制。另见故宫博物院所藏一对乾隆朝松石绿地洋彩包袱尊，器身呈瓜棱形，如意云头形撇口，束颈，鼓腹，胫部外撇，松石绿地之上绘缠枝西番莲纹，肩部装饰如本品，堆塑红彩包袱纹，包袱巾上绘缠枝花卉纹，纹饰布局与本品相似。对比可见，乾隆御窑所制洋彩包袱式瓶、尊等器存世甚罕，且每器器形、纹饰细节、包袱打结的方式均各有不同。乾隆朝此式色地洋彩包袱尊鲜见于拍场，北京翰海2008年12月7日拍卖会释出一只嘉庆黄地洋彩花卉纹包袱瓶，其器身绘“万福连绵”纹，口足分饰如意云头纹与变形莲瓣纹，肩部堆塑胭脂红彩包袱巾，形制与本品相类，仅器型略有差异，成交价为996.8万元。嘉庆时期的作品尚且能拍出如此高价，乾隆朝作品的价值自是不言而喻。
本品造型端庄挺拔，复杂多变，装饰华美高贵，寓意吉祥，为存世乾隆御窑珍罕之精作，颇值珍视。查阅公私收藏，尚未见与本品完全相同者，且馆藏多为色地洋彩，如本品白地洋彩者更为珍罕。其器型最接近者当为包袱不饰浮雕一对，然其器身分层装饰，不及本品通景装饰更一气呵成，辅以胭脂红色调包袱，浮雕细腻逼真，仿若丝绸质感。其书款外加双方框更是凸显其品级不凡，当属此式包袱尊中兼具艺术审美和特殊性的一例孤品。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清盛世瓷选粹》，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第292页，图23；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瓷器卷（清代）》，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51页，图99；
北京翰海，2008年12月7日，lot2225（9,968,000元）
拍卖会：中国嘉德2026年秋季拍卖会
尺寸：H: 27.5 cm (10 3/4 in.)
H: 31.5 cm (12 3/8 in.) (含座)
bondedStatus：本件拍卖标的处于保税状态下，详见“买家指南-保税拍品竞买须知”
拍卖场次：万里归邦——海外私人珍藏
拍卖时间：2026-11-08 19:00:00
拍卖地点：嘉德艺术中心
常见问题
这件清乾隆 洋彩“万福连绵”缠枝西番莲纹浮雕包袱尊的成交价是多少？
落槌价为 预展中。 成交价为 预展中。
拍品的尺寸是多少？
H: 27.5 cm (10 3/4 in.)<br>H: 31.5 cm (12 3/8 in.) (含座)
这件拍品的流传来源是什么？
日本私人旧藏
本品撇口，束颈，鼓腹及底内收，近足处外撇，足端露胎处可见胎体坚白细糯。尊口描金，通体以白地洋彩为饰，口沿处绘如意云头纹，近足处绘变形莲瓣纹，器身洋彩绘“万福连绵”缠枝西番莲纹，红蝠口衔金彩万字，西番莲花叶舒卷自如，花瓣处施彩厚实，以细小笔触堆砌其上，极具立体质感。整幅画面构图严谨，层次清晰，繁而不乱。最为夺目的为其肩部所堆塑的胭脂红、蓝料彩缠枝花卉包袱巾，红彩绘花叶，蓝彩绘卷曲缠枝茎，于肩部绾成蝶形花结，袱角自然垂搭于尊体，袱褶、花结、巾纹等刻画细腻。包袱巾浮雕极为立体，生动异常，宛若丝质包袱一般，极具写实效果，彰显了乾隆时期御窑高超的制瓷技艺。器内与外底施松石绿釉，外底心留白处矾红双方框内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洋彩”一词见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所撰《陶务叙略碑记》“洋彩器皿，本朝新仿西洋珐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一般认为，洋彩是继承珐琅彩彩料和技法发展而成，其花卉多摹仿西洋光影绘法，花叶翻卷，富于明暗变化，借以烘托立体之层次。本品枝蔓描绘可见深浅两种颜色表现明暗立体，具有洋彩之典型特征。
包袱式装饰最早出现于雍正时期，《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雍正十年（1732年）十七日，首领萨木哈持出洋漆包袱式盒二件，说宫殿监督领侍陈福传旨：此盒样式甚好，照样将黑、红漆盒做些，画花卉漆盒亦做些。再，盒一件底上有窟窿，不必照此样做。钦此。于十一年五月初一日照样做得漆盒二对，并原样一对，司库常保、首领萨木哈呈进讫。” 可见包袱纹或最早见于雍正朝漆器。
乾隆承接前朝审美之绪余，并使之更为多样化。据《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载：“乾隆四年（1739年）九月十九日首领李久明，催总白世秀将配座……成窑高足钟一对，红花白地高足碗一对，珐琅包袱瓶一件……。”又有“乾隆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太监胡世杰交铜胎西洋珐琅包袱瓶一件，随座。传旨：用此瓶胎骨烧掐丝珐琅，先画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故宫博物院见有乾隆朝画珐琅盖罐，与清档记载互为印证，其器身装饰缠枝花卉纹，其上以红蓝彩料绘包袱纹，装饰手法与瓷器包袱纹相似。本品或吸收了珐琅器上装饰手法，其烧造也应是内廷按照乾隆皇帝旨意，出具器物官样，由景德镇御窑依样烧制成器。
查阅各大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各藏有一件清乾隆松石绿地洋彩包袱尊，原应为一对。撇口，束颈，鼓腹，器型与本品极其相似。器身松石绿地之上绘缠枝番莲纹，肩部胭脂红彩包袱巾，其上绘缠枝花卉纹，装饰风格与本品一致，但此式包袱未浮雕，立体感远逊本品，其或为仿铜胎珐琅所制。另见故宫博物院所藏一对乾隆朝松石绿地洋彩包袱尊，器身呈瓜棱形，如意云头形撇口，束颈，鼓腹，胫部外撇，松石绿地之上绘缠枝西番莲纹，肩部装饰如本品，堆塑红彩包袱纹，包袱巾上绘缠枝花卉纹，纹饰布局与本品相似。对比可见，乾隆御窑所制洋彩包袱式瓶、尊等器存世甚罕，且每器器形、纹饰细节、包袱打结的方式均各有不同。乾隆朝此式色地洋彩包袱尊鲜见于拍场，北京翰海2008年12月7日拍卖会释出一只嘉庆黄地洋彩花卉纹包袱瓶，其器身绘“万福连绵”纹，口足分饰如意云头纹与变形莲瓣纹，肩部堆塑胭脂红彩包袱巾，形制与本品相类，仅器型略有差异，成交价为996.8万元。嘉庆时期的作品尚且能拍出如此高价，乾隆朝作品的价值自是不言而喻。
本品造型端庄挺拔，复杂多变，装饰华美高贵，寓意吉祥，为存世乾隆御窑珍罕之精作，颇值珍视。查阅公私收藏，尚未见与本品完全相同者，且馆藏多为色地洋彩，如本品白地洋彩者更为珍罕。其器型最接近者当为包袱不饰浮雕一对，然其器身分层装饰，不及本品通景装饰更一气呵成，辅以胭脂红色调包袱，浮雕细腻逼真，仿若丝绸质感。其书款外加双方框更是凸显其品级不凡，当属此式包袱尊中兼具艺术审美和特殊性的一例孤品。
本品撇口，束颈，鼓腹及底内收，近足处外撇，足端露胎处可见胎体坚白细糯。尊口描金，通体以白地洋彩为饰，口沿处绘如意云头纹，近足处绘变形莲瓣纹，器身洋彩绘“万福连绵”缠枝西番莲纹，红蝠口衔金彩万字，西番莲花叶舒卷自如，花瓣处施彩厚实，以细小笔触堆砌其上，极具立体质感。整幅画面构图严谨，层次清晰，繁而不乱。最为夺目的为其肩部所堆塑的胭脂红、蓝料彩缠枝花卉包袱巾，红彩绘花叶，蓝彩绘卷曲缠枝茎，于肩部绾成蝶形花结，袱角自然垂搭于尊体，袱褶、花结、巾纹等刻画细腻。包袱巾浮雕极为立体，生动异常，宛若丝质包袱一般，极具写实效果，彰显了乾隆时期御窑高超的制瓷技艺。器内与外底施松石绿釉，外底心留白处矾红双方框内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洋彩”一词见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所撰《陶务叙略碑记》“洋彩器皿，本朝新仿西洋珐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一般认为，洋彩是继承珐琅彩彩料和技法发展而成，其花卉多摹仿西洋光影绘法，花叶翻卷，富于明暗变化，借以烘托立体之层次。本品枝蔓描绘可见深浅两种颜色表现明暗立体，具有洋彩之典型特征。
包袱式装饰最早出现于雍正时期，《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雍正十年（1732年）十七日，首领萨木哈持出洋漆包袱式盒二件，说宫殿监督领侍陈福传旨：此盒样式甚好，照样将黑、红漆盒做些，画花卉漆盒亦做些。再，盒一件底上有窟窿，不必照此样做。钦此。于十一年五月初一日照样做得漆盒二对，并原样一对，司库常保、首领萨木哈呈进讫。” 可见包袱纹或最早见于雍正朝漆器。
乾隆承接前朝审美之绪余，并使之更为多样化。据《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载：“乾隆四年（1739年）九月十九日首领李久明，催总白世秀将配座……成窑高足钟一对，红花白地高足碗一对，珐琅包袱瓶一件……。”又有“乾隆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太监胡世杰交铜胎西洋珐琅包袱瓶一件，随座。传旨：用此瓶胎骨烧掐丝珐琅，先画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故宫博物院见有乾隆朝画珐琅盖罐，与清档记载互为印证，其器身装饰缠枝花卉纹，其上以红蓝彩料绘包袱纹，装饰手法与瓷器包袱纹相似。本品或吸收了珐琅器上装饰手法，其烧造也应是内廷按照乾隆皇帝旨意，出具器物官样，由景德镇御窑依样烧制成器。
查阅各大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各藏有一件清乾隆松石绿地洋彩包袱尊，原应为一对。撇口，束颈，鼓腹，器型与本品极其相似。器身松石绿地之上绘缠枝番莲纹，肩部胭脂红彩包袱巾，其上绘缠枝花卉纹，装饰风格与本品一致，但此式包袱未浮雕，立体感远逊本品，其或为仿铜胎珐琅所制。另见故宫博物院所藏一对乾隆朝松石绿地洋彩包袱尊，器身呈瓜棱形，如意云头形撇口，束颈，鼓腹，胫部外撇，松石绿地之上绘缠枝西番莲纹，肩部装饰如本品，堆塑红彩包袱纹，包袱巾上绘缠枝花卉纹，纹饰布局与本品相似。对比可见，乾隆御窑所制洋彩包袱式瓶、尊等器存世甚罕，且每器器形、纹饰细节、包袱打结的方式均各有不同。乾隆朝此式色地洋彩包袱尊鲜见于拍场，北京翰海2008年12月7日拍卖会释出一只嘉庆黄地洋彩花卉纹包袱瓶，其器身绘“万福连绵”纹，口足分饰如意云头纹与变形莲瓣纹，肩部堆塑胭脂红彩包袱巾，形制与本品相类，仅器型略有差异，成交价为996.8万元。嘉庆时期的作品尚且能拍出如此高价，乾隆朝作品的价值自是不言而喻。
本品造型端庄挺拔，复杂多变，装饰华美高贵，寓意吉祥，为存世乾隆御窑珍罕之精作，颇值珍视。查阅公私收藏，尚未见与本品完全相同者，且馆藏多为色地洋彩，如本品白地洋彩者更为珍罕。其器型最接近者当为包袱不饰浮雕一对，然其器身分层装饰，不及本品通景装饰更一气呵成，辅以胭脂红色调包袱，浮雕细腻逼真，仿若丝绸质感。其书款外加双方框更是凸显其品级不凡，当属此式包袱尊中兼具艺术审美和特殊性的一例孤品。
可以参阅哪些相关资料？
《故宫博物院藏清盛世瓷选粹》，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第292页，图23；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瓷器卷（清代）》，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51页，图99；
北京翰海，2008年12月7日，lot2225（9,968,000元）
拍卖会：中国嘉德2026年秋季拍卖会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瓷器卷（清代）》，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51页，图99；
北京翰海，2008年12月7日，lot2225（9,968,000元）
拍卖会：中国嘉德2026年秋季拍卖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