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 1559 「晉高句驪率善佰長」駝鈕銅官印
落槌价
预展中
成交价
预展中
| 拍卖公司 | 中国嘉德 |
|---|---|
| 拍卖时间 | 2026年10月06日 |
拍品信息
拍品名称
「晉高句驪率善佰長」駝鈕銅官印
起拍价
HKD 100,000
估值区间
HKD：100,000-200,000
尺寸
2.4×2.4×2.7 cm.
品相
未知
更多信息
印文：晉高句驪率善佰長
出版：1.《安東美術館藏高麗印存》原鈐本，第一冊第001號，平湖璽印篆刻博物館輯，2026年。
2.《安東美術藏高麗印章專題展目錄》，第001號，平湖璽印篆刻博物館編，2026年。
「晉高句驪率善佰長」為晉代頒授高句驪相關首領或屬官之官印。高句驪自漢魏以來活躍於中國東北及朝鮮半島北部，中原王朝通過冊封、授官、賜印等方式，將其納入邊疆政治秩序之中。「率善」為魏晉時期授予周邊族群首領及屬官的常見稱號，「佰長」負有統率一定人眾、協理地方事務之責。
此印印面鑄「晉高句驪率善佰長」八字白文篆書，上作駝鈕，鈕式與魏晉時期頒授北方、東北諸族官印的形制傳統相合。此類官印既是受授者身份與職權的憑證，也是中原王朝藉由分層授官、間接管理周邊族群的重要制度載體。
就東亞印章史而言，此印尤具意義。其所體現的冊授制度與官印形制，正是中國印章制度向東北亞地區傳播的早期實物例證之一，亦可為理解此後高句驪乃至朝鮮半島印章制度的形成與演變提供重要參照。
高麗印章的源流與嬗變
高麗印章的形成與發展，是東亞印章制度在特定歷史與地理條件下傳播、吸收與在地化轉型的典型例證。朝鮮半島長期處於中國、日本及東北亞諸民族交往的樞紐地帶，漢字、典章制度與製作工藝相繼傳入，印章亦由早期冊授之物，逐漸發展為官府行政、私人往還及宗教活動中的重要憑信。
東亞印章制度源於中國。隋唐以前，朝鮮半島所見印章，多與中原王朝冊封、授官及賜印制度有關，如「晉高句驪歸義侯」「晉高句驪率善仟長」「晉高句驪率善佰長」等。魏晉時期，中原王朝通過授官、賜印與周邊族群建立政治聯繫，「率善」一類官號即屬其例。此時印章所體現的，首先是政治秩序與官僚制度的外延。
隋唐以後，隨著政治制度、漢字文化及製作工藝東傳，朝鮮半島逐步進入自行鑄造、使用印章的階段。統一新羅以降，官署與文書制度漸趨成熟；至高麗時代，印章使用進一步普及。據金洋東《韓國印章的歷史》所述，十二世紀以後高麗已有「印符郎」等與印信相關的官職，官印之外，私印的使用亦日益廣泛。
高麗官印之中，「西京兵馬使印」尤具代表性。高麗除首都開京外，又設西京等重要政治、軍事中心。西京即今平壤一帶，在高麗北部防禦體系中地位特殊；兵馬使則與邊境軍政管理密切相關。此印體量碩大，六字印文兩列佈局，篆法仍可見唐宋官印遺意，與「右武衛右十八軍車騎印」「義捷左第一軍史記」等隋唐宋時期官印頗為相似，鈕式則作高麗獨特的莟鈕，莟鈕可視為隋唐以來印鈕在東傳過程中的變體，兼具實用與裝飾意味。
與官印相比，私印亦能展現其地域化與多樣化的一面。印面多呈方形、圓形，亦見六邊形、八邊形等形式；印鈕則有鼻鈕及各式獸鈕。獸鈕多造型古樸，常以簡練綫條表現四肢與身軀，部分鈕體作中空處理，與中國宋元印鈕既有聯繫，又逐漸形成自身風格。鼻鈕則相對簡潔，部分形體輕薄，較重實用性。私印的印文同樣豐富。漢字類印文可見「壽」「德」「崇」「記」「封」「禹氏」「金氏」「謹封」「頓首」「頓首再拜」「某氏之寶」等。姓名、姓氏之外，「謹封」「頓首」「頓首再拜」等書札用語亦被直接鑄入印面，說明印章已深入私人通信、封緘與日常交往之中。這些印章不僅具有標識身份的功能，也保存了高麗社會文書生活的細微面貌。
高麗印章中另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部分印文綫條盤曲、結構疊折，今日已難以按照通常漢字篆法辨識。日本印學界曾將其中一類蜿蜒曲折、難以釋讀者俗稱為「蚯蚓印」。其字形或與唐宋以來疊篆、九疊文有所聯繫，亦有部分在長期摹寫、鑄造與使用中發生省略、訛變，逐漸呈現符號化傾向。
朝鮮半島長期以漢字為主要書寫工具，同時又存在吏讀等借助漢字記錄本土語言的方式。高麗所處時代，又正值宋、遼、金、元以及日本之間往來頻繁之際，契丹文、女真文、八思巴字等多種文字系統並存。由此，高麗印中部分「似漢非漢」的字形，可能兼有漢字俗寫、訛變及不同文字文化相互影響的因素。大量實物的集中比較，為進一步梳理其文字類型與發展脈絡提供了重要基礎。
除官私印外，寺院印章亦反映了印信制度向宗教社會的延伸。佛教在高麗時代極為興盛，寺院不僅為宗教場所，亦具有自身的田產、僧職及文書管理體系。寺名印、住持印的使用，正說明「以印為信」的觀念已廣泛進入不同社會組織。至朝鮮王朝及大韓帝國時期，此類寺院印仍有延續。
更高一級的國家用印則體現於「寶」。朝鮮王朝建立後，隨著禮制與文書制度日趨完備，國王所用寶印逐步形成相對嚴密的體系。「施命之寶」自十五世紀已有製作與使用記錄，主要用於教旨、教書及官員任命等正式文書，其後亦曾因制度調整及舊寶磨損而有所重製。與一般官私印不同，「寶」所代表的已不僅是身份與憑信，更直接關涉最高權力及國家文書的法定效力。
十九世紀末，朝鮮半島政治體制發生重大轉折。光武元年（1897），高宗即皇帝位，改國號為大韓帝國，原有王室禮制與國家文書體系亦隨皇帝國體的建立重新整飭。《大禮儀軌》即詳載此次登極大禮之籌備與實施，其中記是年九月設寶冊造成所於太僕司，專司寶璽、金冊及相關禮器之製作。所列新造寶印包括「大韓國璽」「皇帝之璽」「勅命之寶」「制誥之寶」「施命之寶」等，其中「施命之寶」「勅命之寶」尺寸皆三寸三分，天銀鑄成。由此可知，「施命之寶」並非僅為舊制名稱的沿襲，而是在大韓帝國建立之初即被重新納入新制國家寶印體系之中。後又編《寶印符信總數》，對皇室所用寶印、符信加以系統整理，並對印文圖像進行勾摹，進一步反映出大韓帝國寶印制度的規模與分工。其用途各有區別，分別服務於國書、勅命、制誥及其他正式文書。現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所藏「大元帥寶」「制誥之寶」「勅命之寶」等，即為此一制度的實物遺存；現存大韓醫院開院勅書上，亦可見「勅命之寶」鈐蓋於文書之上，直觀反映寶印在帝國行政文書中的實際使用。
從《大禮儀軌》所記製作，到《寶印符信總數》所見制度整理，再至今日所存相關寶印及鈐印文書，可以看到大韓帝國建立後對國家寶印所作的重新配置。「施命之寶」的材質、鈕式、尺度與篆文均非單純沿襲舊制，而與皇帝國體確立後的禮制重建和文書制度密切相關，亦是十九世紀末朝鮮半島政治體制轉變在物質層面的具體見證。「捧稅委員」「特命全權公使」等近代官稱進入印文，正體現傳統印章形式在近代國家制度中的延續與轉型。
由魏晉冊授印信，到高麗官私印的成熟，再至寺院印、王室寶印及近代官署印章，朝鮮半島印章的發展並非中國印章制度的簡單移植，而是在長期吸收、轉化與實際使用中逐漸形成自身面貌。其制度源流與中原相通，篆法、鈕式及鑄造亦多承中國傳統，同時又在與日本及北方民族的交流中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字與造型。
方寸印章，既是制度之信，也是歷史之證。其所保存的，不僅是姓名、官署與篆文，更是東亞文化在千餘年間不斷流動、融合與轉化的具體痕跡。
拍卖会：中國嘉德香港2026秋季拍賣會
尺寸：2.4×2.4×2.7 cm.
拍卖场次：观华——金石雅玩及古典家具
拍卖时间：2026-10-06 14:00:00
拍卖地点：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展览厅1DE
出版：1.《安東美術館藏高麗印存》原鈐本，第一冊第001號，平湖璽印篆刻博物館輯，2026年。
2.《安東美術藏高麗印章專題展目錄》，第001號，平湖璽印篆刻博物館編，2026年。
「晉高句驪率善佰長」為晉代頒授高句驪相關首領或屬官之官印。高句驪自漢魏以來活躍於中國東北及朝鮮半島北部，中原王朝通過冊封、授官、賜印等方式，將其納入邊疆政治秩序之中。「率善」為魏晉時期授予周邊族群首領及屬官的常見稱號，「佰長」負有統率一定人眾、協理地方事務之責。
此印印面鑄「晉高句驪率善佰長」八字白文篆書，上作駝鈕，鈕式與魏晉時期頒授北方、東北諸族官印的形制傳統相合。此類官印既是受授者身份與職權的憑證，也是中原王朝藉由分層授官、間接管理周邊族群的重要制度載體。
就東亞印章史而言，此印尤具意義。其所體現的冊授制度與官印形制，正是中國印章制度向東北亞地區傳播的早期實物例證之一，亦可為理解此後高句驪乃至朝鮮半島印章制度的形成與演變提供重要參照。
高麗印章的源流與嬗變
高麗印章的形成與發展，是東亞印章制度在特定歷史與地理條件下傳播、吸收與在地化轉型的典型例證。朝鮮半島長期處於中國、日本及東北亞諸民族交往的樞紐地帶，漢字、典章制度與製作工藝相繼傳入，印章亦由早期冊授之物，逐漸發展為官府行政、私人往還及宗教活動中的重要憑信。
東亞印章制度源於中國。隋唐以前，朝鮮半島所見印章，多與中原王朝冊封、授官及賜印制度有關，如「晉高句驪歸義侯」「晉高句驪率善仟長」「晉高句驪率善佰長」等。魏晉時期，中原王朝通過授官、賜印與周邊族群建立政治聯繫，「率善」一類官號即屬其例。此時印章所體現的，首先是政治秩序與官僚制度的外延。
隋唐以後，隨著政治制度、漢字文化及製作工藝東傳，朝鮮半島逐步進入自行鑄造、使用印章的階段。統一新羅以降，官署與文書制度漸趨成熟；至高麗時代，印章使用進一步普及。據金洋東《韓國印章的歷史》所述，十二世紀以後高麗已有「印符郎」等與印信相關的官職，官印之外，私印的使用亦日益廣泛。
高麗官印之中，「西京兵馬使印」尤具代表性。高麗除首都開京外，又設西京等重要政治、軍事中心。西京即今平壤一帶，在高麗北部防禦體系中地位特殊；兵馬使則與邊境軍政管理密切相關。此印體量碩大，六字印文兩列佈局，篆法仍可見唐宋官印遺意，與「右武衛右十八軍車騎印」「義捷左第一軍史記」等隋唐宋時期官印頗為相似，鈕式則作高麗獨特的莟鈕，莟鈕可視為隋唐以來印鈕在東傳過程中的變體，兼具實用與裝飾意味。
與官印相比，私印亦能展現其地域化與多樣化的一面。印面多呈方形、圓形，亦見六邊形、八邊形等形式；印鈕則有鼻鈕及各式獸鈕。獸鈕多造型古樸，常以簡練綫條表現四肢與身軀，部分鈕體作中空處理，與中國宋元印鈕既有聯繫，又逐漸形成自身風格。鼻鈕則相對簡潔，部分形體輕薄，較重實用性。私印的印文同樣豐富。漢字類印文可見「壽」「德」「崇」「記」「封」「禹氏」「金氏」「謹封」「頓首」「頓首再拜」「某氏之寶」等。姓名、姓氏之外，「謹封」「頓首」「頓首再拜」等書札用語亦被直接鑄入印面，說明印章已深入私人通信、封緘與日常交往之中。這些印章不僅具有標識身份的功能，也保存了高麗社會文書生活的細微面貌。
高麗印章中另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部分印文綫條盤曲、結構疊折，今日已難以按照通常漢字篆法辨識。日本印學界曾將其中一類蜿蜒曲折、難以釋讀者俗稱為「蚯蚓印」。其字形或與唐宋以來疊篆、九疊文有所聯繫，亦有部分在長期摹寫、鑄造與使用中發生省略、訛變，逐漸呈現符號化傾向。
朝鮮半島長期以漢字為主要書寫工具，同時又存在吏讀等借助漢字記錄本土語言的方式。高麗所處時代，又正值宋、遼、金、元以及日本之間往來頻繁之際，契丹文、女真文、八思巴字等多種文字系統並存。由此，高麗印中部分「似漢非漢」的字形，可能兼有漢字俗寫、訛變及不同文字文化相互影響的因素。大量實物的集中比較，為進一步梳理其文字類型與發展脈絡提供了重要基礎。
除官私印外，寺院印章亦反映了印信制度向宗教社會的延伸。佛教在高麗時代極為興盛，寺院不僅為宗教場所，亦具有自身的田產、僧職及文書管理體系。寺名印、住持印的使用，正說明「以印為信」的觀念已廣泛進入不同社會組織。至朝鮮王朝及大韓帝國時期，此類寺院印仍有延續。
更高一級的國家用印則體現於「寶」。朝鮮王朝建立後，隨著禮制與文書制度日趨完備，國王所用寶印逐步形成相對嚴密的體系。「施命之寶」自十五世紀已有製作與使用記錄，主要用於教旨、教書及官員任命等正式文書，其後亦曾因制度調整及舊寶磨損而有所重製。與一般官私印不同，「寶」所代表的已不僅是身份與憑信，更直接關涉最高權力及國家文書的法定效力。
十九世紀末，朝鮮半島政治體制發生重大轉折。光武元年（1897），高宗即皇帝位，改國號為大韓帝國，原有王室禮制與國家文書體系亦隨皇帝國體的建立重新整飭。《大禮儀軌》即詳載此次登極大禮之籌備與實施，其中記是年九月設寶冊造成所於太僕司，專司寶璽、金冊及相關禮器之製作。所列新造寶印包括「大韓國璽」「皇帝之璽」「勅命之寶」「制誥之寶」「施命之寶」等，其中「施命之寶」「勅命之寶」尺寸皆三寸三分，天銀鑄成。由此可知，「施命之寶」並非僅為舊制名稱的沿襲，而是在大韓帝國建立之初即被重新納入新制國家寶印體系之中。後又編《寶印符信總數》，對皇室所用寶印、符信加以系統整理，並對印文圖像進行勾摹，進一步反映出大韓帝國寶印制度的規模與分工。其用途各有區別，分別服務於國書、勅命、制誥及其他正式文書。現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所藏「大元帥寶」「制誥之寶」「勅命之寶」等，即為此一制度的實物遺存；現存大韓醫院開院勅書上，亦可見「勅命之寶」鈐蓋於文書之上，直觀反映寶印在帝國行政文書中的實際使用。
從《大禮儀軌》所記製作，到《寶印符信總數》所見制度整理，再至今日所存相關寶印及鈐印文書，可以看到大韓帝國建立後對國家寶印所作的重新配置。「施命之寶」的材質、鈕式、尺度與篆文均非單純沿襲舊制，而與皇帝國體確立後的禮制重建和文書制度密切相關，亦是十九世紀末朝鮮半島政治體制轉變在物質層面的具體見證。「捧稅委員」「特命全權公使」等近代官稱進入印文，正體現傳統印章形式在近代國家制度中的延續與轉型。
由魏晉冊授印信，到高麗官私印的成熟，再至寺院印、王室寶印及近代官署印章，朝鮮半島印章的發展並非中國印章制度的簡單移植，而是在長期吸收、轉化與實際使用中逐漸形成自身面貌。其制度源流與中原相通，篆法、鈕式及鑄造亦多承中國傳統，同時又在與日本及北方民族的交流中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字與造型。
方寸印章，既是制度之信，也是歷史之證。其所保存的，不僅是姓名、官署與篆文，更是東亞文化在千餘年間不斷流動、融合與轉化的具體痕跡。
拍卖会：中國嘉德香港2026秋季拍賣會
尺寸：2.4×2.4×2.7 cm.
拍卖场次：观华——金石雅玩及古典家具
拍卖时间：2026-10-06 14:00:00
拍卖地点：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展览厅1DE
常见问题
这件「晉高句驪率善佰長」駝鈕銅官印的成交价是多少？
落槌价为 预展中。 成交价为 预展中。
拍品的尺寸是多少？
2.4×2.4×2.7 cm.
有哪些出版物收录了这件拍品？
1.《安東美術館藏高麗印存》原鈐本，第一冊第001號，平湖璽印篆刻博物館輯，2026年。
2.《安東美術藏高麗印章專題展目錄》，第001號，平湖璽印篆刻博物館編，2026年。
「晉高句驪率善佰長」為晉代頒授高句驪相關首領或屬官之官印。高句驪自漢魏以來活躍於中國東北及朝鮮半島北部，中原王朝通過冊封、授官、賜印等方式，將其納入邊疆政治秩序之中。「率善」為魏晉時期授予周邊族群首領及屬官的常見稱號，「佰長」負有統率一定人眾、協理地方事務之責。
此印印面鑄「晉高句驪率善佰長」八字白文篆書，上作駝鈕，鈕式與魏晉時期頒授北方、東北諸族官印的形制傳統相合。此類官印既是受授者身份與職權的憑證，也是中原王朝藉由分層授官、間接管理周邊族群的重要制度載體。
就東亞印章史而言，此印尤具意義。其所體現的冊授制度與官印形制，正是中國印章制度向東北亞地區傳播的早期實物例證之一，亦可為理解此後高句驪乃至朝鮮半島印章制度的形成與演變提供重要參照。
高麗印章的源流與嬗變
高麗印章的形成與發展，是東亞印章制度在特定歷史與地理條件下傳播、吸收與在地化轉型的典型例證。朝鮮半島長期處於中國、日本及東北亞諸民族交往的樞紐地帶，漢字、典章制度與製作工藝相繼傳入，印章亦由早期冊授之物，逐漸發展為官府行政、私人往還及宗教活動中的重要憑信。
東亞印章制度源於中國。隋唐以前，朝鮮半島所見印章，多與中原王朝冊封、授官及賜印制度有關，如「晉高句驪歸義侯」「晉高句驪率善仟長」「晉高句驪率善佰長」等。魏晉時期，中原王朝通過授官、賜印與周邊族群建立政治聯繫，「率善」一類官號即屬其例。此時印章所體現的，首先是政治秩序與官僚制度的外延。
隋唐以後，隨著政治制度、漢字文化及製作工藝東傳，朝鮮半島逐步進入自行鑄造、使用印章的階段。統一新羅以降，官署與文書制度漸趨成熟；至高麗時代，印章使用進一步普及。據金洋東《韓國印章的歷史》所述，十二世紀以後高麗已有「印符郎」等與印信相關的官職，官印之外，私印的使用亦日益廣泛。
高麗官印之中，「西京兵馬使印」尤具代表性。高麗除首都開京外，又設西京等重要政治、軍事中心。西京即今平壤一帶，在高麗北部防禦體系中地位特殊；兵馬使則與邊境軍政管理密切相關。此印體量碩大，六字印文兩列佈局，篆法仍可見唐宋官印遺意，與「右武衛右十八軍車騎印」「義捷左第一軍史記」等隋唐宋時期官印頗為相似，鈕式則作高麗獨特的莟鈕，莟鈕可視為隋唐以來印鈕在東傳過程中的變體，兼具實用與裝飾意味。
與官印相比，私印亦能展現其地域化與多樣化的一面。印面多呈方形、圓形，亦見六邊形、八邊形等形式；印鈕則有鼻鈕及各式獸鈕。獸鈕多造型古樸，常以簡練綫條表現四肢與身軀，部分鈕體作中空處理，與中國宋元印鈕既有聯繫，又逐漸形成自身風格。鼻鈕則相對簡潔，部分形體輕薄，較重實用性。私印的印文同樣豐富。漢字類印文可見「壽」「德」「崇」「記」「封」「禹氏」「金氏」「謹封」「頓首」「頓首再拜」「某氏之寶」等。姓名、姓氏之外，「謹封」「頓首」「頓首再拜」等書札用語亦被直接鑄入印面，說明印章已深入私人通信、封緘與日常交往之中。這些印章不僅具有標識身份的功能，也保存了高麗社會文書生活的細微面貌。
高麗印章中另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部分印文綫條盤曲、結構疊折，今日已難以按照通常漢字篆法辨識。日本印學界曾將其中一類蜿蜒曲折、難以釋讀者俗稱為「蚯蚓印」。其字形或與唐宋以來疊篆、九疊文有所聯繫，亦有部分在長期摹寫、鑄造與使用中發生省略、訛變，逐漸呈現符號化傾向。
朝鮮半島長期以漢字為主要書寫工具，同時又存在吏讀等借助漢字記錄本土語言的方式。高麗所處時代，又正值宋、遼、金、元以及日本之間往來頻繁之際，契丹文、女真文、八思巴字等多種文字系統並存。由此，高麗印中部分「似漢非漢」的字形，可能兼有漢字俗寫、訛變及不同文字文化相互影響的因素。大量實物的集中比較，為進一步梳理其文字類型與發展脈絡提供了重要基礎。
除官私印外，寺院印章亦反映了印信制度向宗教社會的延伸。佛教在高麗時代極為興盛，寺院不僅為宗教場所，亦具有自身的田產、僧職及文書管理體系。寺名印、住持印的使用，正說明「以印為信」的觀念已廣泛進入不同社會組織。至朝鮮王朝及大韓帝國時期，此類寺院印仍有延續。
更高一級的國家用印則體現於「寶」。朝鮮王朝建立後，隨著禮制與文書制度日趨完備，國王所用寶印逐步形成相對嚴密的體系。「施命之寶」自十五世紀已有製作與使用記錄，主要用於教旨、教書及官員任命等正式文書，其後亦曾因制度調整及舊寶磨損而有所重製。與一般官私印不同，「寶」所代表的已不僅是身份與憑信，更直接關涉最高權力及國家文書的法定效力。
十九世紀末，朝鮮半島政治體制發生重大轉折。光武元年（1897），高宗即皇帝位，改國號為大韓帝國，原有王室禮制與國家文書體系亦隨皇帝國體的建立重新整飭。《大禮儀軌》即詳載此次登極大禮之籌備與實施，其中記是年九月設寶冊造成所於太僕司，專司寶璽、金冊及相關禮器之製作。所列新造寶印包括「大韓國璽」「皇帝之璽」「勅命之寶」「制誥之寶」「施命之寶」等，其中「施命之寶」「勅命之寶」尺寸皆三寸三分，天銀鑄成。由此可知，「施命之寶」並非僅為舊制名稱的沿襲，而是在大韓帝國建立之初即被重新納入新制國家寶印體系之中。後又編《寶印符信總數》，對皇室所用寶印、符信加以系統整理，並對印文圖像進行勾摹，進一步反映出大韓帝國寶印制度的規模與分工。其用途各有區別，分別服務於國書、勅命、制誥及其他正式文書。現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所藏「大元帥寶」「制誥之寶」「勅命之寶」等，即為此一制度的實物遺存；現存大韓醫院開院勅書上，亦可見「勅命之寶」鈐蓋於文書之上，直觀反映寶印在帝國行政文書中的實際使用。
從《大禮儀軌》所記製作，到《寶印符信總數》所見制度整理，再至今日所存相關寶印及鈐印文書，可以看到大韓帝國建立後對國家寶印所作的重新配置。「施命之寶」的材質、鈕式、尺度與篆文均非單純沿襲舊制，而與皇帝國體確立後的禮制重建和文書制度密切相關，亦是十九世紀末朝鮮半島政治體制轉變在物質層面的具體見證。「捧稅委員」「特命全權公使」等近代官稱進入印文，正體現傳統印章形式在近代國家制度中的延續與轉型。
由魏晉冊授印信，到高麗官私印的成熟，再至寺院印、王室寶印及近代官署印章，朝鮮半島印章的發展並非中國印章制度的簡單移植，而是在長期吸收、轉化與實際使用中逐漸形成自身面貌。其制度源流與中原相通，篆法、鈕式及鑄造亦多承中國傳統，同時又在與日本及北方民族的交流中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字與造型。
方寸印章，既是制度之信，也是歷史之證。其所保存的，不僅是姓名、官署與篆文，更是東亞文化在千餘年間不斷流動、融合與轉化的具體痕跡。
拍卖会：中國嘉德香港2026秋季拍賣會
2.《安東美術藏高麗印章專題展目錄》，第001號，平湖璽印篆刻博物館編，2026年。
「晉高句驪率善佰長」為晉代頒授高句驪相關首領或屬官之官印。高句驪自漢魏以來活躍於中國東北及朝鮮半島北部，中原王朝通過冊封、授官、賜印等方式，將其納入邊疆政治秩序之中。「率善」為魏晉時期授予周邊族群首領及屬官的常見稱號，「佰長」負有統率一定人眾、協理地方事務之責。
此印印面鑄「晉高句驪率善佰長」八字白文篆書，上作駝鈕，鈕式與魏晉時期頒授北方、東北諸族官印的形制傳統相合。此類官印既是受授者身份與職權的憑證，也是中原王朝藉由分層授官、間接管理周邊族群的重要制度載體。
就東亞印章史而言，此印尤具意義。其所體現的冊授制度與官印形制，正是中國印章制度向東北亞地區傳播的早期實物例證之一，亦可為理解此後高句驪乃至朝鮮半島印章制度的形成與演變提供重要參照。
高麗印章的源流與嬗變
高麗印章的形成與發展，是東亞印章制度在特定歷史與地理條件下傳播、吸收與在地化轉型的典型例證。朝鮮半島長期處於中國、日本及東北亞諸民族交往的樞紐地帶，漢字、典章制度與製作工藝相繼傳入，印章亦由早期冊授之物，逐漸發展為官府行政、私人往還及宗教活動中的重要憑信。
東亞印章制度源於中國。隋唐以前，朝鮮半島所見印章，多與中原王朝冊封、授官及賜印制度有關，如「晉高句驪歸義侯」「晉高句驪率善仟長」「晉高句驪率善佰長」等。魏晉時期，中原王朝通過授官、賜印與周邊族群建立政治聯繫，「率善」一類官號即屬其例。此時印章所體現的，首先是政治秩序與官僚制度的外延。
隋唐以後，隨著政治制度、漢字文化及製作工藝東傳，朝鮮半島逐步進入自行鑄造、使用印章的階段。統一新羅以降，官署與文書制度漸趨成熟；至高麗時代，印章使用進一步普及。據金洋東《韓國印章的歷史》所述，十二世紀以後高麗已有「印符郎」等與印信相關的官職，官印之外，私印的使用亦日益廣泛。
高麗官印之中，「西京兵馬使印」尤具代表性。高麗除首都開京外，又設西京等重要政治、軍事中心。西京即今平壤一帶，在高麗北部防禦體系中地位特殊；兵馬使則與邊境軍政管理密切相關。此印體量碩大，六字印文兩列佈局，篆法仍可見唐宋官印遺意，與「右武衛右十八軍車騎印」「義捷左第一軍史記」等隋唐宋時期官印頗為相似，鈕式則作高麗獨特的莟鈕，莟鈕可視為隋唐以來印鈕在東傳過程中的變體，兼具實用與裝飾意味。
與官印相比，私印亦能展現其地域化與多樣化的一面。印面多呈方形、圓形，亦見六邊形、八邊形等形式；印鈕則有鼻鈕及各式獸鈕。獸鈕多造型古樸，常以簡練綫條表現四肢與身軀，部分鈕體作中空處理，與中國宋元印鈕既有聯繫，又逐漸形成自身風格。鼻鈕則相對簡潔，部分形體輕薄，較重實用性。私印的印文同樣豐富。漢字類印文可見「壽」「德」「崇」「記」「封」「禹氏」「金氏」「謹封」「頓首」「頓首再拜」「某氏之寶」等。姓名、姓氏之外，「謹封」「頓首」「頓首再拜」等書札用語亦被直接鑄入印面，說明印章已深入私人通信、封緘與日常交往之中。這些印章不僅具有標識身份的功能，也保存了高麗社會文書生活的細微面貌。
高麗印章中另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部分印文綫條盤曲、結構疊折，今日已難以按照通常漢字篆法辨識。日本印學界曾將其中一類蜿蜒曲折、難以釋讀者俗稱為「蚯蚓印」。其字形或與唐宋以來疊篆、九疊文有所聯繫，亦有部分在長期摹寫、鑄造與使用中發生省略、訛變，逐漸呈現符號化傾向。
朝鮮半島長期以漢字為主要書寫工具，同時又存在吏讀等借助漢字記錄本土語言的方式。高麗所處時代，又正值宋、遼、金、元以及日本之間往來頻繁之際，契丹文、女真文、八思巴字等多種文字系統並存。由此，高麗印中部分「似漢非漢」的字形，可能兼有漢字俗寫、訛變及不同文字文化相互影響的因素。大量實物的集中比較，為進一步梳理其文字類型與發展脈絡提供了重要基礎。
除官私印外，寺院印章亦反映了印信制度向宗教社會的延伸。佛教在高麗時代極為興盛，寺院不僅為宗教場所，亦具有自身的田產、僧職及文書管理體系。寺名印、住持印的使用，正說明「以印為信」的觀念已廣泛進入不同社會組織。至朝鮮王朝及大韓帝國時期，此類寺院印仍有延續。
更高一級的國家用印則體現於「寶」。朝鮮王朝建立後，隨著禮制與文書制度日趨完備，國王所用寶印逐步形成相對嚴密的體系。「施命之寶」自十五世紀已有製作與使用記錄，主要用於教旨、教書及官員任命等正式文書，其後亦曾因制度調整及舊寶磨損而有所重製。與一般官私印不同，「寶」所代表的已不僅是身份與憑信，更直接關涉最高權力及國家文書的法定效力。
十九世紀末，朝鮮半島政治體制發生重大轉折。光武元年（1897），高宗即皇帝位，改國號為大韓帝國，原有王室禮制與國家文書體系亦隨皇帝國體的建立重新整飭。《大禮儀軌》即詳載此次登極大禮之籌備與實施，其中記是年九月設寶冊造成所於太僕司，專司寶璽、金冊及相關禮器之製作。所列新造寶印包括「大韓國璽」「皇帝之璽」「勅命之寶」「制誥之寶」「施命之寶」等，其中「施命之寶」「勅命之寶」尺寸皆三寸三分，天銀鑄成。由此可知，「施命之寶」並非僅為舊制名稱的沿襲，而是在大韓帝國建立之初即被重新納入新制國家寶印體系之中。後又編《寶印符信總數》，對皇室所用寶印、符信加以系統整理，並對印文圖像進行勾摹，進一步反映出大韓帝國寶印制度的規模與分工。其用途各有區別，分別服務於國書、勅命、制誥及其他正式文書。現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所藏「大元帥寶」「制誥之寶」「勅命之寶」等，即為此一制度的實物遺存；現存大韓醫院開院勅書上，亦可見「勅命之寶」鈐蓋於文書之上，直觀反映寶印在帝國行政文書中的實際使用。
從《大禮儀軌》所記製作，到《寶印符信總數》所見制度整理，再至今日所存相關寶印及鈐印文書，可以看到大韓帝國建立後對國家寶印所作的重新配置。「施命之寶」的材質、鈕式、尺度與篆文均非單純沿襲舊制，而與皇帝國體確立後的禮制重建和文書制度密切相關，亦是十九世紀末朝鮮半島政治體制轉變在物質層面的具體見證。「捧稅委員」「特命全權公使」等近代官稱進入印文，正體現傳統印章形式在近代國家制度中的延續與轉型。
由魏晉冊授印信，到高麗官私印的成熟，再至寺院印、王室寶印及近代官署印章，朝鮮半島印章的發展並非中國印章制度的簡單移植，而是在長期吸收、轉化與實際使用中逐漸形成自身面貌。其制度源流與中原相通，篆法、鈕式及鑄造亦多承中國傳統，同時又在與日本及北方民族的交流中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字與造型。
方寸印章，既是制度之信，也是歷史之證。其所保存的，不僅是姓名、官署與篆文，更是東亞文化在千餘年間不斷流動、融合與轉化的具體痕跡。
拍卖会：中國嘉德香港2026秋季拍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