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 82 西周仲義父作新客鼎

西周仲義父作新客鼎

HKD 8,000,000

未知

未知

未知

圖錄尺寸：H: 31.0cm; D: 33.0cm; 8500g
说明：銘文：仲義父作新客寶鼎，其子子孫孫永寶用。華來源：1.陝西省扶風縣法門鎮任家村窖藏，出土於光緒十六年（1890）之前2.端方（1861-1911）舊藏3.山中商會，大阪，1923年購入4.傑·利開普，紐約5.魏格，紐約6.美國私人收藏展覽：《古代中國美術展觀》，山中商會，大阪，1923年，編號7記錄：紐約蘇富比，2021年9月21日，編號27
出版：1.端方，《陶齋吉金錄》，卷1，1908年，頁302.鄒安，《周金文存》，卷2，1916年，頁493.大村西崖，《獲古圖錄》，卷1，大阪，1923年，編號14.大村西崖，《支那古美術図譜》，卷1，大阪，1932年，編號15.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拓本》，卷2，1935年，頁726.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卷3，1937年，頁397.陳夢家，《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北京，1962年，編號A89及R4158.巴納及張光裕，《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彙編》，臺北，1978年，編號3359.周法高，《三代吉金文存補》，臺北，1980年，編號41510.嚴一萍，《金文總集》，臺北，1983年，編號108311.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卷1，東京，1984年，鼎30812.吳鎮烽，《陝西金文彙編》，卷2，西安，1989年，編號5713.羅西章編，《扶風縣文物志》，西安，1993年，頁57（無圖）1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卷2，香港，2001年，編號254415.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上冊，北京，2004年，頁248（無圖）1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2007年，編號0254417.霍彥儒及辛怡華編，《商周金文編——寶雞出土青銅器銘文集成》，西安，2009年，編號17518.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卷4，上海，2012年，編號0211619.陳夢家，《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上卷，北京，2016年，編號A8920.張天恩編，《陝西金文集成》，卷4，西安，2016年，編號037021.韋心瀅，〈克之家族結構與相關問題研究〉，《青銅器與金文（第二輯）》，上海，2019年，頁127，圖1022.金立言編，《山中商會經手中國藝術品資料彙編》，上海，2020年，頁41（無圖）23.朱鳳瀚主編，《海外藏中國青銅器集錄》卷2，上海，2025年，頁207，編號0448
来源：https://www.sothebys.com/en/buy/auction/2021/important-chinese-art-5/an-important-archaic-bronze-ritual-food-vessel?locale=en
出版：
展览：
名称：
质地：
英文年代：Western Zhou dynasty, probably King Xuan period (c. 827- c. 782 BC)
英文名稱：AN IMPORTANT ARCHAIC BRONZE RITUAL FOOD VESSEL (DING)
此件仲義父作新客鼎，為典型的西周時期青銅禮器，亦是近代金石學中聲名卓著的珍稀重器，同銘器物多在各大博物館藏，本品為唯一流通於市場者。鼎為三蹄足淺腹圓鼎形製，鼎腹近口沿一周，環飾重環紋，重環紋下另鑄弦紋為飾。鼎雙耳外緣，亦作重環紋裝飾。餘地皆光素無紋，頗顯素簡莊重之風格。鼎腹內壁一側有銘，凡十七字：“仲義父作新客寶鼎，其子子孫孫永寶用。華。”表明此鼎為西周貴族所鑄宴饗親客之禮器。此鼎在光緒年間出土於陝西省扶風縣法門鎮任家村西周青銅器窖藏，時同窖出者還有舉世聞名的大克鼎，其曾為晚清重臣、收藏大家潘祖蔭舊藏，現為上海博物館鎮館之寶。關於此西周窖藏出土青銅器之事，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1930年，卷3，頁35）中有記：“予近以詢廠估趙信臣，言此器實出岐山縣法門寺之任村任姓家……趙君嘗為潘文勤公親至任村購諸器，言當時出土凡百二十餘器，克鐘、克鼎及中義父鼎均出一窖中。於時則光緒十六年也。”近年研究表明此組青銅器應於光緒十五年已經出土（詳見周亞〈關於大克鼎的幾個問題〉，《青銅器與金文》，第一輯，2017年，頁307及308）。上世紀七十年代，羅西章曾兩次前往任家村進行調查，據村中老者任登肖確認，此窖青銅器正是被其祖父任致遠在村東南土壕掘土時所發現（見羅西章《扶風縣文物志》，1993年，頁57）。從目前相關資料看，任家村西周窖藏當時出土青銅器主要有兩組最為重要。一組為“克”器，以大克鼎及小克鼎最為出名。另一組即“仲義父”器，其中包括仲義父鼎兩套各五件，器形紋飾皆同（見張天恩《陝西金文集成》，2016年，編號362至371）。本鼎所屬之五件列鼎，同為三行十七字銘文（含重文二）。另一組五鼎則為一行六字銘。此十件仲義父鼎出土後即散於各地，除本品外，今時大多為重要博物館館藏：其中五件為上海博物館收藏，三件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另有一件至今下落不明。仲義父青銅器組除鼎外，另知包括仲義父盨一式兩件，現亦不知下落，以及仲義父一式兩件，現同藏於上海博物館。本品鼎為目前市場上唯一一件可流通的仲義父器，更顯彌足珍貴。清末時，本件仲義父鼎流入端方之收藏。端方為清末重要政治家，同時也是著名的收藏家，尤其在金石學領域聲名卓著，此鼎即載於其金石著作《陶齋吉金錄》中。端方去世後，此鼎由山中商會購得，並且錄於其1923年在日本大阪舉辦的展覽《古代中國美術展觀》。此後，此鼎輾轉至古董商傑·利開普處，後其庫存被紐約古董商魏格收購。上世紀四十年代，陳夢家訪美進行學術研究，至紐約時從魏格處選取了三十件青銅器錄入其著作《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當中即包括本鼎。此外，此鼎之器銘也屢屢被各類金石學、考古學著作收錄，被作為西周禮器金文研究的重要對象，累計著錄達二十餘次。據此鼎銘文，其器主為“仲義父”，其作寶鼎以饗“新客”。韋心瀅曾論述此處“新”作“親”，客者，鄉黨僚友之屬，故“新客”可釋作“親客”。由此見，此鼎應為仲義父宴饗親近族人及僚屬之用（韋心瀅，〈克之家族結構與相關問題研究〉，《青銅器與金文（第二輯）》，2019年，頁130）。銘文末字為“華”，屬族徽，表仲義父之隸屬，其宗氏為華。仲義父之名完全符合西周貴族男子的取名習慣。以三字為全稱，第一字為行輩之稱，如伯、仲、叔、季之類，第二字為與“名”相連之“字”，末字則為“父”字（詳見楊寬，2003年，頁438）。關於仲義父的身份，學術界多有討論。“仲義父”器與“克”器同出一窖，其器主仲義父及克彼此的聯繫自然顯而易見。柯昌濟認為仲義父即為克（柯昌濟《金文分域編》，1935年，頁10），李學勤同持此觀點。另外，李學勤考據銘尾之“華”字（李學勤，〈論克器的區分〉，《夏商周年代學劄記》，瀋陽，1999年，頁154），認為仲義父應屬華氏，由先祖師華父得氏（據大克鼎銘記，師華父即為克之先祖）。近年，韋心瀅博士另深入考據了仲義父與克的關係，其通過研究任村及附近出土的帶銘青銅組器，定位出了克直系五代的世系，並且得出結論克又稱仲義父，仲為輩份，義父為其字（韋心瀅，〈克之家族結構與相關問題研究〉，《青銅器與金文（第二輯）》，2019年，頁129）。由此我們得以勾勒出克（仲義父）的身份族系，其曾祖為師華父，又稱厘季，曾於周王朝擔任師職，並能出納王命。出納王命即為傳達王之聖命，擔任者必是周王最為信賴之近臣或親信。克的祖父及父親分別為考伯及後仲，二人曾應亦在王朝任師職。克承其先祖之功績，先於周王朝擔任師職，後任膳夫職，掌王之飲食膳羞，並且也被賦予了出納王命的權利，由此足見其地位顯赫。關於克所生活的年代，學界多有討論，如馬承源主張克為西周孝王時人（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卷3，北京，1988年，頁217）。陳夢家則傾向於克為夷王時人（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2004年，頁263）。郭沫若認為克生活於夷王及厲王兩世（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卷2，1935年，頁111b）。另唐蘭持厲王宣王說（唐蘭，〈關於大克鐘〉，《出土文獻研究》，北京，1985年，頁124）。近年間，韋心瀅博士曾有深入研究，她通過青銅器器型學及紋樣學對比，並輔以金文曆譜檢視帶有四要素俱全的克器銘文，最終得出結論，克當為西周宣王時人（韋心瀅，〈克之家族結構與相關問題研究〉，《青銅器與金文》，第二輯，上海，2019年，頁118至121及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