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信息
拍品名称
關山月 征程
起拍价
未知
估值区间
HKD：2,200,000-3,200,000
尺寸
177.5×95.5 cm. 69 7/8×37 5/8 in. 約15.3平尺
品相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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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色紙本 鏡心
鈐印：關山月印
題識：嶺南關山月。
鑒藏印：灤齋鑒賞
出版：《嘉德精品錄2014-2023·中國書畫·近現代書畫·下》，第568頁，文化藝術出版社，2024年版。
說明：劉灤舊藏，廣州九華堂創辦者劉少旅之子，精鑒賞，富收藏。
來源：1.香港拍賣會，1990年11月13日，第109號拍品。
2.中國嘉德2020春季拍賣會，第744號拍品。
1943 年，河西走廊的戈壁灘上，風卷著沙礫吹來。
關山月與趙望雲、張振鐸及妻子李小平一行四人，騎著駱駝緩緩西行。隨身帶的鍋盔是乾糧，沿路的西瓜是解渴的水。白日寫生既罷，夜色沈下來，幾個人便坐在石板上，耳邊間或夾著遠處傳來的駝鈴。
沈澱著這段行路所見所感的《征程》，便是他四十年代西北題材創作中格外特殊的一件博物館級作品。畫幅徐徐展開，荒漠寥闊，遠山隱約，數峰駱駝沿著沙地漸次遠去；近處，一家三口與滿載行裝的駱駝佔據畫面中心。丈夫將要啓程，妻子攜幼子相送。人物衣飾間的一抹朱紅，在大片沈靜的赭色與墨色中格外醒目，為蒼茫天地留下一點人間的溫度。
畫里，是邊地人家的一程出發；畫外，也是關山月自己的一程遠行。西北之行，正處在他“行萬里路”的重要階段。近乎於苦行的流浪式旅途，為他的藝術道路增添了戲劇般的傳奇色彩，也正是這樣一種特殊的經歷，造就了不同一般的關山月。
萬里西行：從嶺南到河西
關山月的“行萬里路”，早在嶺南時期便埋下了種子。高劍父教給了他“藝術革命”和“為大眾服務”的觀念，使他很早便將繪畫與現實人生聯繫起來；戰亂中的親見親歷，更使他意識到藝術不能止於案頭清賞。1940年，他辭別老師，原想追隨抗戰隊伍到戰地寫生，卻未能如願。於是他便輾轉西南，一路寫生，一路辦展，真正開始了自己的“行萬里路”。
到重慶後，他結識了趙望雲。趙望雲畫過農民、腳夫和一路所見的勞苦大眾；關山月早年的抗戰畫，同樣把目光落在現實人生。這樣的兩個人相遇，自然有許多話可說。關山月後來回憶，彼此“真的是一見鍾情，一見如故”。趙望雲早有西北行旅的經驗，兩人很快相約同往西北。1943年春，關山月攜妻子李小平，與趙望雲、張振鐸同行西北。自西安、蘭州一路西行，經張掖入祁連山，再過酒泉、嘉峪關、玉門而至敦煌。雪山、戈壁、牧場、駝隊，以及生活其間的邊疆民眾，就這樣走進了他的畫中。
對於長期生活於嶺南的關山月而言，塞外的一切都是嶄新的體驗。
嶺南濕潤溫厚，草木常青，山水與人的距離總是親近的；而一路向西，天地忽然換了模樣——戈壁赭黃、雪山高寒，荒漠與古道向天際鋪展開去，是一種從未有過的遼闊、蒼茫，甚至粗糲的生命感受。回憶起這段經歷時，他寫道：“大戈壁啦、雪山啦、冰河啦、駱駝隊與馬群啦……這些景物，古畫看不見，時人畫得很少，我是非把這些豐富多彩的素材如飢似渴地蒐集，分秒必爭地整理，把草圖構思，為創作準備不可的。”
由稿成畫：西北素材的轉化
1943年進入祁連山後，關山月曾深入當地，沿途寫下人物、駱駝與遊牧生活。在《西北少數民族寫生·駝隊之一》《西北寫生49》等小幅畫稿中，可以看到他對於騎者與駱駝反復而細緻的觀察：駱駝昂起的長頸、騎者跨坐駝背的姿勢，以及數峰駱駝前後相隨形成的隊列，都被一一收入筆下。
但這些隨行所得，並不是創作的終點。關山月後來談到自己的方法：“我到西北寫生，我採取的是在現場畫簡括的速寫，回來加工提煉的方法。”現存作品的題識，恰好留下了這種創作方式的痕跡。《番民之遊牧生活》題“三十二年夏至於祁連山寫生，複製於皋蘭旅次”，《牧羊女》亦記“卅二年秋月於祁連山寫生，脫稿於金城”。眼前所見，先以速寫存其形貌；待移居別處，再從畫稿中重新揀選、組合，經營成畫。甚至數年之後，關山月仍會重新取出西北舊稿再作新圖，可見這一路積下的畫稿，始終是他取之不盡的材料。
沿著這條線索來看《征程》，畫中人物與駝隊的來處便有跡可循。畫中男子跨坐駝背，妻兒立於地面，近處駱駝負重，遠處數峰駱駝前後成隊，都能在此前留下的西北寫生中尋得相近的形貌；然而，又找不到一張可以與《征程》完全重合的手稿，原本散見於不同紙頁的一人一騎、一峰一隊，至此被匯聚到了一幅畫中。
從目前可見的作品來看，關山月西北時期留下的小幅寫生頗豐，而真正由這些素材發展而來的大尺幅人物畫創作，則相對集中。本幅《征程》縱逾一米七，約十五平尺，在關山月四十年代西北人物畫作品中，已屬頗為可觀的體量。
更難得的是，關山月這一時期若干重要的西北人物創作，如《鞭馬圖》《蒙民遊牧圖》《哈薩克遊牧生活》等，今已進入關山月美術館收藏，而《征程》今日重現市場，便顯得尤為可貴。它以堂皇尺幅，留下了關山月四十年代西北人物畫“由稿成畫”的一段重要印跡。一路所見，至此蔚然成篇。
將行未行：《征程》的獨特經營
寫生所得，到了不同的畫面里，自有不同的取捨。同樣是西北一路所見的人物、駱駝與遊牧生活，《蒙民遊牧圖》以長橫幅鋪開，人、馬、駝畜前後相接，迤邐而行，寫的是遊牧遷徙的浩蕩；《塞外駝鈴》卻一變而為空闊，偌大的荒漠間，只見一線駝隊緩緩遠去。人駝愈小，天地愈顯蒼茫。到了《征程》，關山月卻把目光收近了，落在即將分別的一家人身上。
《征程》採用竪幅構圖，近處，一峰負重駱駝佔據畫面下方，碩大的駝身幾乎逼近紙邊，鞍毯、行囊層層負於背上；其後，男子已經跨坐駝背，妻子牽著幼童立在一旁。畫家沒有再將駝隊橫向鋪開，而是把遠近之間的距離縱向拉長。
對照關山月這一時期留下的駝隊寫生以及《塞外駝鈴》《蒙民遊牧圖》等作，其中的駱駝雖有遠近之別，卻大多體量相若，常取側面或略帶轉折的角度，長頸昂起，或站立，或行走。在《征程》中，卻第一次讓畫面最前方的一峰駱駝屈膝跪伏，與身後已經站起、馱人欲行的駱駝形成一伏一立之勢。
駱駝姿態的變化，也恰好與人物的安排彼此呼應。越過這一家人向遠處望去，駝隊斜斜而上，一峰接著一峰，層層延伸向上方大片虛白的荒漠曠野，近景密實的人間煙火，對照遠景無邊無際的塞外長路。有學者論及關山月民國時期的人物畫，曾指出他“在創作中對人物命運的關注，主要是通過環境氛圍的烘托渲染——即發揮其山水畫特長——而不是精到的人物形象的刻畫來實現的”。《征程》正是如此，關山月沒有用筆墨把人物的神情渲染得如何悲切，離意卻從這段越來越遠的路上，慢慢生發了出來。
筆墨隨行：敦煌帶來的新面貌
關山月在少年時期，經常為親友先祖畫碳相，對人物形體已經有了相當的訓練。入高劍父門下之後，又承接了嶺南畫派“折衷中西，融匯古今”的一路畫法。而到了西北，眼前人物既不同於古畫中的高士仕女，也不同於他早年的抗戰人物，如何把這些真實、健碩而富有地域特徵的形象畫進中國畫，成了新的課題。
敦煌之行，為他打開了另一重天地。深入祁連山牧區之後，關山月繼續西行，在莫高窟駐留月余，潛心臨摹歷代壁畫。面對千年壁畫，他並不滿足於“依樣畫葫蘆般的複製”，臨摹於他，是“為了學習，為了研究，為了求索”，並要經過一番“咀嚼消化”。《征程》中，這種變化已可從筆墨間尋得端倪。畫中人物以線立形，衣紋隨人物動態轉折，用筆簡練而有頓挫。設色亦頗見用心，女子一襲淺藍長袍，衣擺、袖口以深紅鑲邊，腰間再束紅帶，大塊淺色與局部重色彼此映照，使人物從蒼茫的荒漠中顯現出來。這樣的設色不以濃淡明暗求真實，而以色塊分出衣裝層次，又借衣緣、腰帶的重色形成裝飾性的對比。西北一路所得的人物與風土，經過敦煌臨摹之後對於線與色的重新體會，一路所見與沿途所學，已漸次融於筆下。
這種學習後來也真正進入了他的創作。1947年赴暹羅、馬來西亞寫生時，關山月便曾借鑒敦煌壁畫的方法表現當地人物風俗。數年之後，當年所學仍能隨新的見聞而生發，足見敦煌給予他的並非一時的形式趣味。關山月筆下的人物，也由此生出了新的面貌。
行萬里路：畫里畫外的《征程》
對關山月個人而言，這場萬里西行完成了一場藝術的再造。西行之前，他承續嶺南畫派革新傳統，作品多取材嶺南風物，筆墨格調偏秀潤靈逸。穿行戈壁草原、觀摩敦煌壁畫之後，祁連雪山、大漠風沙、遊牧民眾真實的生存樣貌，徹底拓展了他的視野。他不再依靠古畫譜本的想象來描摹邊塞，而是恪守“不動我便沒有畫”的信條，以實地觀察為根基進行創作。
1945年1月，關山月在重慶舉辦《西北紀游畫展》，展出西北寫生與敦煌臨摹作品百餘幅。郭沫若觀展之後，將《塞外駝鈴》與《蒙民牧居》借歸家中，在《塞外駝鈴》的詩塘題寫六首絕句並附長跋：
塞上風砂接目黃，駱駝天際陣成行。
鈴聲道盡人間味，勝彼名山著佛堂。
不是僧人便道人，衣冠唐宋物周秦。
囚車五勺天靈蓋，辜負風雲色色新。
大塊無言是我師，陸離生動孰逾之。
自從產出山人畫，只見山人畫產兒。
可笑琴師未解彈，人前爭自說無弦。
狂禪誤盡佳兒女，更誤丹青數百年。
生面無須再別開，但從生處引將來。
石濤丘壑何藍本？觸目人生是畫材。
畫道革新當破雅，民間形式貴求真。
境非真處即為幻，俗到家時自入神。
詩後長跋則進一步闡發己見：“關君山月，有志於畫道革新，側重畫材，酌挹民間生活，而一以寫生之法出之，成績斐然。近時談國畫者，猶喜作狂禪超妙，實屬誤人不淺。余有感於此，率成六絕，不嫌著糞耳。”郭沫若欣賞關山月筆下那份由生活而來的真切。“鈴聲道盡人間味”“大塊無言是我師”“觸目人生是畫材”，從造化到人間，最終歸於一個“真”字。《征程》亦可作如是觀，塞外行旅之間，有尋常人的聚散離合。畫的是塞外，落筆處卻在人間。
置於宏大的時代語境之下，關山月的西行又具備深厚的家國與歷史意義。抗戰烽火之中，大批知識分子將目光投向西北，那裡既保存著敦煌石窟、漢唐遺跡所承載的古老文明，也有雪山、戈壁、草原，以及生息其間的多民族生活。他們在古蹟中回望中國，也在山河與人間重新認識中國。一時間，畫家的足跡紛紛向西。趙望雲深入陝甘，吳作人遠赴甘青，張大千久居敦煌，孫宗慰、龐薰琹等亦先後西行。
這場西行，也恰與二十世紀中國畫求新求變的歷程相伴。西學東漸以來，西方繪畫的觀念與方法不斷進入中國，傳統畫學自身也在經歷重新審視。向西而行的一代藝術家，卻從腳下的山河、眼前的人生與古老的藝術遺存中，看到了另一番可能。求新未必盡在域外，傳統也不只存於古人筆墨。他們去處不同，所得各異，但那一程向西的跋涉，卻使他們不約而同地走出了熟悉的畫室、拋去了舊有的經驗，把邊疆山河、少數民族普通民眾正式納入國畫的表現疆域，打破傳統繪畫當中邊塞題材多來自詩文想象的局限，證明中國畫完全可以跳出書齋，回應時代苦難與家國現實。
這次西行所孕育的“以造化為師，以人間為畫材”的創作思想，深刻烙印在關山月之後全部創作之中。看他的《江山如此多嬌》，那種遼闊雄渾的山河氣象與深沈的家國情懷，亦可從四十年代“萬里行路”的經歷中尋得來處。
於是再讀“征程”二字，意味也不止於畫中。丈夫跨上駝背，駝隊向大漠深處逶迤而去，這是畫中人的一程；關山月負笈西行，一路看山河、看世相、尋筆墨，又是畫外的一程。再將目光放遠，這一代人的萬里西行，又何嘗不是中國繪畫尋找新路的一段征程。
路在畫中，也在畫外。一個人走向遠方，一代人的藝術，也正在行路之中。
作者生卒：1912–2000
拍卖会：中國嘉德香港2026秋季拍賣會
尺寸：177.5×95.5 cm. 69 7/8×37 5/8 in. 約15.3平尺
拍卖场次：观想——中国书画四海集珍
拍卖时间：2026-10-07 11:00:00
拍卖地点：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展览厅1DE
鈐印：關山月印
題識：嶺南關山月。
鑒藏印：灤齋鑒賞
出版：《嘉德精品錄2014-2023·中國書畫·近現代書畫·下》，第568頁，文化藝術出版社，2024年版。
說明：劉灤舊藏，廣州九華堂創辦者劉少旅之子，精鑒賞，富收藏。
來源：1.香港拍賣會，1990年11月13日，第109號拍品。
2.中國嘉德2020春季拍賣會，第744號拍品。
1943 年，河西走廊的戈壁灘上，風卷著沙礫吹來。
關山月與趙望雲、張振鐸及妻子李小平一行四人，騎著駱駝緩緩西行。隨身帶的鍋盔是乾糧，沿路的西瓜是解渴的水。白日寫生既罷，夜色沈下來，幾個人便坐在石板上，耳邊間或夾著遠處傳來的駝鈴。
沈澱著這段行路所見所感的《征程》，便是他四十年代西北題材創作中格外特殊的一件博物館級作品。畫幅徐徐展開，荒漠寥闊，遠山隱約，數峰駱駝沿著沙地漸次遠去；近處，一家三口與滿載行裝的駱駝佔據畫面中心。丈夫將要啓程，妻子攜幼子相送。人物衣飾間的一抹朱紅，在大片沈靜的赭色與墨色中格外醒目，為蒼茫天地留下一點人間的溫度。
畫里，是邊地人家的一程出發；畫外，也是關山月自己的一程遠行。西北之行，正處在他“行萬里路”的重要階段。近乎於苦行的流浪式旅途，為他的藝術道路增添了戲劇般的傳奇色彩，也正是這樣一種特殊的經歷，造就了不同一般的關山月。
萬里西行：從嶺南到河西
關山月的“行萬里路”，早在嶺南時期便埋下了種子。高劍父教給了他“藝術革命”和“為大眾服務”的觀念，使他很早便將繪畫與現實人生聯繫起來；戰亂中的親見親歷，更使他意識到藝術不能止於案頭清賞。1940年，他辭別老師，原想追隨抗戰隊伍到戰地寫生，卻未能如願。於是他便輾轉西南，一路寫生，一路辦展，真正開始了自己的“行萬里路”。
到重慶後，他結識了趙望雲。趙望雲畫過農民、腳夫和一路所見的勞苦大眾；關山月早年的抗戰畫，同樣把目光落在現實人生。這樣的兩個人相遇，自然有許多話可說。關山月後來回憶，彼此“真的是一見鍾情，一見如故”。趙望雲早有西北行旅的經驗，兩人很快相約同往西北。1943年春，關山月攜妻子李小平，與趙望雲、張振鐸同行西北。自西安、蘭州一路西行，經張掖入祁連山，再過酒泉、嘉峪關、玉門而至敦煌。雪山、戈壁、牧場、駝隊，以及生活其間的邊疆民眾，就這樣走進了他的畫中。
對於長期生活於嶺南的關山月而言，塞外的一切都是嶄新的體驗。
嶺南濕潤溫厚，草木常青，山水與人的距離總是親近的；而一路向西，天地忽然換了模樣——戈壁赭黃、雪山高寒，荒漠與古道向天際鋪展開去，是一種從未有過的遼闊、蒼茫，甚至粗糲的生命感受。回憶起這段經歷時，他寫道：“大戈壁啦、雪山啦、冰河啦、駱駝隊與馬群啦……這些景物，古畫看不見，時人畫得很少，我是非把這些豐富多彩的素材如飢似渴地蒐集，分秒必爭地整理，把草圖構思，為創作準備不可的。”
由稿成畫：西北素材的轉化
1943年進入祁連山後，關山月曾深入當地，沿途寫下人物、駱駝與遊牧生活。在《西北少數民族寫生·駝隊之一》《西北寫生49》等小幅畫稿中，可以看到他對於騎者與駱駝反復而細緻的觀察：駱駝昂起的長頸、騎者跨坐駝背的姿勢，以及數峰駱駝前後相隨形成的隊列，都被一一收入筆下。
但這些隨行所得，並不是創作的終點。關山月後來談到自己的方法：“我到西北寫生，我採取的是在現場畫簡括的速寫，回來加工提煉的方法。”現存作品的題識，恰好留下了這種創作方式的痕跡。《番民之遊牧生活》題“三十二年夏至於祁連山寫生，複製於皋蘭旅次”，《牧羊女》亦記“卅二年秋月於祁連山寫生，脫稿於金城”。眼前所見，先以速寫存其形貌；待移居別處，再從畫稿中重新揀選、組合，經營成畫。甚至數年之後，關山月仍會重新取出西北舊稿再作新圖，可見這一路積下的畫稿，始終是他取之不盡的材料。
沿著這條線索來看《征程》，畫中人物與駝隊的來處便有跡可循。畫中男子跨坐駝背，妻兒立於地面，近處駱駝負重，遠處數峰駱駝前後成隊，都能在此前留下的西北寫生中尋得相近的形貌；然而，又找不到一張可以與《征程》完全重合的手稿，原本散見於不同紙頁的一人一騎、一峰一隊，至此被匯聚到了一幅畫中。
從目前可見的作品來看，關山月西北時期留下的小幅寫生頗豐，而真正由這些素材發展而來的大尺幅人物畫創作，則相對集中。本幅《征程》縱逾一米七，約十五平尺，在關山月四十年代西北人物畫作品中，已屬頗為可觀的體量。
更難得的是，關山月這一時期若干重要的西北人物創作，如《鞭馬圖》《蒙民遊牧圖》《哈薩克遊牧生活》等，今已進入關山月美術館收藏，而《征程》今日重現市場，便顯得尤為可貴。它以堂皇尺幅，留下了關山月四十年代西北人物畫“由稿成畫”的一段重要印跡。一路所見，至此蔚然成篇。
將行未行：《征程》的獨特經營
寫生所得，到了不同的畫面里，自有不同的取捨。同樣是西北一路所見的人物、駱駝與遊牧生活，《蒙民遊牧圖》以長橫幅鋪開，人、馬、駝畜前後相接，迤邐而行，寫的是遊牧遷徙的浩蕩；《塞外駝鈴》卻一變而為空闊，偌大的荒漠間，只見一線駝隊緩緩遠去。人駝愈小，天地愈顯蒼茫。到了《征程》，關山月卻把目光收近了，落在即將分別的一家人身上。
《征程》採用竪幅構圖，近處，一峰負重駱駝佔據畫面下方，碩大的駝身幾乎逼近紙邊，鞍毯、行囊層層負於背上；其後，男子已經跨坐駝背，妻子牽著幼童立在一旁。畫家沒有再將駝隊橫向鋪開，而是把遠近之間的距離縱向拉長。
對照關山月這一時期留下的駝隊寫生以及《塞外駝鈴》《蒙民遊牧圖》等作，其中的駱駝雖有遠近之別，卻大多體量相若，常取側面或略帶轉折的角度，長頸昂起，或站立，或行走。在《征程》中，卻第一次讓畫面最前方的一峰駱駝屈膝跪伏，與身後已經站起、馱人欲行的駱駝形成一伏一立之勢。
駱駝姿態的變化，也恰好與人物的安排彼此呼應。越過這一家人向遠處望去，駝隊斜斜而上，一峰接著一峰，層層延伸向上方大片虛白的荒漠曠野，近景密實的人間煙火，對照遠景無邊無際的塞外長路。有學者論及關山月民國時期的人物畫，曾指出他“在創作中對人物命運的關注，主要是通過環境氛圍的烘托渲染——即發揮其山水畫特長——而不是精到的人物形象的刻畫來實現的”。《征程》正是如此，關山月沒有用筆墨把人物的神情渲染得如何悲切，離意卻從這段越來越遠的路上，慢慢生發了出來。
筆墨隨行：敦煌帶來的新面貌
關山月在少年時期，經常為親友先祖畫碳相，對人物形體已經有了相當的訓練。入高劍父門下之後，又承接了嶺南畫派“折衷中西，融匯古今”的一路畫法。而到了西北，眼前人物既不同於古畫中的高士仕女，也不同於他早年的抗戰人物，如何把這些真實、健碩而富有地域特徵的形象畫進中國畫，成了新的課題。
敦煌之行，為他打開了另一重天地。深入祁連山牧區之後，關山月繼續西行，在莫高窟駐留月余，潛心臨摹歷代壁畫。面對千年壁畫，他並不滿足於“依樣畫葫蘆般的複製”，臨摹於他，是“為了學習，為了研究，為了求索”，並要經過一番“咀嚼消化”。《征程》中，這種變化已可從筆墨間尋得端倪。畫中人物以線立形，衣紋隨人物動態轉折，用筆簡練而有頓挫。設色亦頗見用心，女子一襲淺藍長袍，衣擺、袖口以深紅鑲邊，腰間再束紅帶，大塊淺色與局部重色彼此映照，使人物從蒼茫的荒漠中顯現出來。這樣的設色不以濃淡明暗求真實，而以色塊分出衣裝層次，又借衣緣、腰帶的重色形成裝飾性的對比。西北一路所得的人物與風土，經過敦煌臨摹之後對於線與色的重新體會，一路所見與沿途所學，已漸次融於筆下。
這種學習後來也真正進入了他的創作。1947年赴暹羅、馬來西亞寫生時，關山月便曾借鑒敦煌壁畫的方法表現當地人物風俗。數年之後，當年所學仍能隨新的見聞而生發，足見敦煌給予他的並非一時的形式趣味。關山月筆下的人物，也由此生出了新的面貌。
行萬里路：畫里畫外的《征程》
對關山月個人而言，這場萬里西行完成了一場藝術的再造。西行之前，他承續嶺南畫派革新傳統，作品多取材嶺南風物，筆墨格調偏秀潤靈逸。穿行戈壁草原、觀摩敦煌壁畫之後，祁連雪山、大漠風沙、遊牧民眾真實的生存樣貌，徹底拓展了他的視野。他不再依靠古畫譜本的想象來描摹邊塞，而是恪守“不動我便沒有畫”的信條，以實地觀察為根基進行創作。
1945年1月，關山月在重慶舉辦《西北紀游畫展》，展出西北寫生與敦煌臨摹作品百餘幅。郭沫若觀展之後，將《塞外駝鈴》與《蒙民牧居》借歸家中，在《塞外駝鈴》的詩塘題寫六首絕句並附長跋：
塞上風砂接目黃，駱駝天際陣成行。
鈴聲道盡人間味，勝彼名山著佛堂。
不是僧人便道人，衣冠唐宋物周秦。
囚車五勺天靈蓋，辜負風雲色色新。
大塊無言是我師，陸離生動孰逾之。
自從產出山人畫，只見山人畫產兒。
可笑琴師未解彈，人前爭自說無弦。
狂禪誤盡佳兒女，更誤丹青數百年。
生面無須再別開，但從生處引將來。
石濤丘壑何藍本？觸目人生是畫材。
畫道革新當破雅，民間形式貴求真。
境非真處即為幻，俗到家時自入神。
詩後長跋則進一步闡發己見：“關君山月，有志於畫道革新，側重畫材，酌挹民間生活，而一以寫生之法出之，成績斐然。近時談國畫者，猶喜作狂禪超妙，實屬誤人不淺。余有感於此，率成六絕，不嫌著糞耳。”郭沫若欣賞關山月筆下那份由生活而來的真切。“鈴聲道盡人間味”“大塊無言是我師”“觸目人生是畫材”，從造化到人間，最終歸於一個“真”字。《征程》亦可作如是觀，塞外行旅之間，有尋常人的聚散離合。畫的是塞外，落筆處卻在人間。
置於宏大的時代語境之下，關山月的西行又具備深厚的家國與歷史意義。抗戰烽火之中，大批知識分子將目光投向西北，那裡既保存著敦煌石窟、漢唐遺跡所承載的古老文明，也有雪山、戈壁、草原，以及生息其間的多民族生活。他們在古蹟中回望中國，也在山河與人間重新認識中國。一時間，畫家的足跡紛紛向西。趙望雲深入陝甘，吳作人遠赴甘青，張大千久居敦煌，孫宗慰、龐薰琹等亦先後西行。
這場西行，也恰與二十世紀中國畫求新求變的歷程相伴。西學東漸以來，西方繪畫的觀念與方法不斷進入中國，傳統畫學自身也在經歷重新審視。向西而行的一代藝術家，卻從腳下的山河、眼前的人生與古老的藝術遺存中，看到了另一番可能。求新未必盡在域外，傳統也不只存於古人筆墨。他們去處不同，所得各異，但那一程向西的跋涉，卻使他們不約而同地走出了熟悉的畫室、拋去了舊有的經驗，把邊疆山河、少數民族普通民眾正式納入國畫的表現疆域，打破傳統繪畫當中邊塞題材多來自詩文想象的局限，證明中國畫完全可以跳出書齋，回應時代苦難與家國現實。
這次西行所孕育的“以造化為師，以人間為畫材”的創作思想，深刻烙印在關山月之後全部創作之中。看他的《江山如此多嬌》，那種遼闊雄渾的山河氣象與深沈的家國情懷，亦可從四十年代“萬里行路”的經歷中尋得來處。
於是再讀“征程”二字，意味也不止於畫中。丈夫跨上駝背，駝隊向大漠深處逶迤而去，這是畫中人的一程；關山月負笈西行，一路看山河、看世相、尋筆墨，又是畫外的一程。再將目光放遠，這一代人的萬里西行，又何嘗不是中國繪畫尋找新路的一段征程。
路在畫中，也在畫外。一個人走向遠方，一代人的藝術，也正在行路之中。
作者生卒：1912–2000
拍卖会：中國嘉德香港2026秋季拍賣會
尺寸：177.5×95.5 cm. 69 7/8×37 5/8 in. 約15.3平尺
拍卖场次：观想——中国书画四海集珍
拍卖时间：2026-10-07 11:00:00
拍卖地点：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展览厅1DE
常见问题
这件關山月 征程的成交价是多少？
落槌价为 预展中。 成交价为 预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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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95.5 cm. 69 7/8×37 5/8 in. 約15.3平尺
有哪些出版物收录了这件拍品？
《嘉德精品錄2014-2023·中國書畫·近現代書畫·下》，第568頁，文化藝術出版社，2024年版。
說明：劉灤舊藏，廣州九華堂創辦者劉少旅之子，精鑒賞，富收藏。
來源：1.香港拍賣會，1990年11月13日，第109號拍品。
2.中國嘉德2020春季拍賣會，第744號拍品。
1943 年，河西走廊的戈壁灘上，風卷著沙礫吹來。
關山月與趙望雲、張振鐸及妻子李小平一行四人，騎著駱駝緩緩西行。隨身帶的鍋盔是乾糧，沿路的西瓜是解渴的水。白日寫生既罷，夜色沈下來，幾個人便坐在石板上，耳邊間或夾著遠處傳來的駝鈴。
沈澱著這段行路所見所感的《征程》，便是他四十年代西北題材創作中格外特殊的一件博物館級作品。畫幅徐徐展開，荒漠寥闊，遠山隱約，數峰駱駝沿著沙地漸次遠去；近處，一家三口與滿載行裝的駱駝佔據畫面中心。丈夫將要啓程，妻子攜幼子相送。人物衣飾間的一抹朱紅，在大片沈靜的赭色與墨色中格外醒目，為蒼茫天地留下一點人間的溫度。
畫里，是邊地人家的一程出發；畫外，也是關山月自己的一程遠行。西北之行，正處在他“行萬里路”的重要階段。近乎於苦行的流浪式旅途，為他的藝術道路增添了戲劇般的傳奇色彩，也正是這樣一種特殊的經歷，造就了不同一般的關山月。
萬里西行：從嶺南到河西
關山月的“行萬里路”，早在嶺南時期便埋下了種子。高劍父教給了他“藝術革命”和“為大眾服務”的觀念，使他很早便將繪畫與現實人生聯繫起來；戰亂中的親見親歷，更使他意識到藝術不能止於案頭清賞。1940年，他辭別老師，原想追隨抗戰隊伍到戰地寫生，卻未能如願。於是他便輾轉西南，一路寫生，一路辦展，真正開始了自己的“行萬里路”。
到重慶後，他結識了趙望雲。趙望雲畫過農民、腳夫和一路所見的勞苦大眾；關山月早年的抗戰畫，同樣把目光落在現實人生。這樣的兩個人相遇，自然有許多話可說。關山月後來回憶，彼此“真的是一見鍾情，一見如故”。趙望雲早有西北行旅的經驗，兩人很快相約同往西北。1943年春，關山月攜妻子李小平，與趙望雲、張振鐸同行西北。自西安、蘭州一路西行，經張掖入祁連山，再過酒泉、嘉峪關、玉門而至敦煌。雪山、戈壁、牧場、駝隊，以及生活其間的邊疆民眾，就這樣走進了他的畫中。
對於長期生活於嶺南的關山月而言，塞外的一切都是嶄新的體驗。
嶺南濕潤溫厚，草木常青，山水與人的距離總是親近的；而一路向西，天地忽然換了模樣——戈壁赭黃、雪山高寒，荒漠與古道向天際鋪展開去，是一種從未有過的遼闊、蒼茫，甚至粗糲的生命感受。回憶起這段經歷時，他寫道：“大戈壁啦、雪山啦、冰河啦、駱駝隊與馬群啦……這些景物，古畫看不見，時人畫得很少，我是非把這些豐富多彩的素材如飢似渴地蒐集，分秒必爭地整理，把草圖構思，為創作準備不可的。”
由稿成畫：西北素材的轉化
1943年進入祁連山後，關山月曾深入當地，沿途寫下人物、駱駝與遊牧生活。在《西北少數民族寫生·駝隊之一》《西北寫生49》等小幅畫稿中，可以看到他對於騎者與駱駝反復而細緻的觀察：駱駝昂起的長頸、騎者跨坐駝背的姿勢，以及數峰駱駝前後相隨形成的隊列，都被一一收入筆下。
但這些隨行所得，並不是創作的終點。關山月後來談到自己的方法：“我到西北寫生，我採取的是在現場畫簡括的速寫，回來加工提煉的方法。”現存作品的題識，恰好留下了這種創作方式的痕跡。《番民之遊牧生活》題“三十二年夏至於祁連山寫生，複製於皋蘭旅次”，《牧羊女》亦記“卅二年秋月於祁連山寫生，脫稿於金城”。眼前所見，先以速寫存其形貌；待移居別處，再從畫稿中重新揀選、組合，經營成畫。甚至數年之後，關山月仍會重新取出西北舊稿再作新圖，可見這一路積下的畫稿，始終是他取之不盡的材料。
沿著這條線索來看《征程》，畫中人物與駝隊的來處便有跡可循。畫中男子跨坐駝背，妻兒立於地面，近處駱駝負重，遠處數峰駱駝前後成隊，都能在此前留下的西北寫生中尋得相近的形貌；然而，又找不到一張可以與《征程》完全重合的手稿，原本散見於不同紙頁的一人一騎、一峰一隊，至此被匯聚到了一幅畫中。
從目前可見的作品來看，關山月西北時期留下的小幅寫生頗豐，而真正由這些素材發展而來的大尺幅人物畫創作，則相對集中。本幅《征程》縱逾一米七，約十五平尺，在關山月四十年代西北人物畫作品中，已屬頗為可觀的體量。
更難得的是，關山月這一時期若干重要的西北人物創作，如《鞭馬圖》《蒙民遊牧圖》《哈薩克遊牧生活》等，今已進入關山月美術館收藏，而《征程》今日重現市場，便顯得尤為可貴。它以堂皇尺幅，留下了關山月四十年代西北人物畫“由稿成畫”的一段重要印跡。一路所見，至此蔚然成篇。
將行未行：《征程》的獨特經營
寫生所得，到了不同的畫面里，自有不同的取捨。同樣是西北一路所見的人物、駱駝與遊牧生活，《蒙民遊牧圖》以長橫幅鋪開，人、馬、駝畜前後相接，迤邐而行，寫的是遊牧遷徙的浩蕩；《塞外駝鈴》卻一變而為空闊，偌大的荒漠間，只見一線駝隊緩緩遠去。人駝愈小，天地愈顯蒼茫。到了《征程》，關山月卻把目光收近了，落在即將分別的一家人身上。
《征程》採用竪幅構圖，近處，一峰負重駱駝佔據畫面下方，碩大的駝身幾乎逼近紙邊，鞍毯、行囊層層負於背上；其後，男子已經跨坐駝背，妻子牽著幼童立在一旁。畫家沒有再將駝隊橫向鋪開，而是把遠近之間的距離縱向拉長。
對照關山月這一時期留下的駝隊寫生以及《塞外駝鈴》《蒙民遊牧圖》等作，其中的駱駝雖有遠近之別，卻大多體量相若，常取側面或略帶轉折的角度，長頸昂起，或站立，或行走。在《征程》中，卻第一次讓畫面最前方的一峰駱駝屈膝跪伏，與身後已經站起、馱人欲行的駱駝形成一伏一立之勢。
駱駝姿態的變化，也恰好與人物的安排彼此呼應。越過這一家人向遠處望去，駝隊斜斜而上，一峰接著一峰，層層延伸向上方大片虛白的荒漠曠野，近景密實的人間煙火，對照遠景無邊無際的塞外長路。有學者論及關山月民國時期的人物畫，曾指出他“在創作中對人物命運的關注，主要是通過環境氛圍的烘托渲染——即發揮其山水畫特長——而不是精到的人物形象的刻畫來實現的”。《征程》正是如此，關山月沒有用筆墨把人物的神情渲染得如何悲切，離意卻從這段越來越遠的路上，慢慢生發了出來。
筆墨隨行：敦煌帶來的新面貌
關山月在少年時期，經常為親友先祖畫碳相，對人物形體已經有了相當的訓練。入高劍父門下之後，又承接了嶺南畫派“折衷中西，融匯古今”的一路畫法。而到了西北，眼前人物既不同於古畫中的高士仕女，也不同於他早年的抗戰人物，如何把這些真實、健碩而富有地域特徵的形象畫進中國畫，成了新的課題。
敦煌之行，為他打開了另一重天地。深入祁連山牧區之後，關山月繼續西行，在莫高窟駐留月余，潛心臨摹歷代壁畫。面對千年壁畫，他並不滿足於“依樣畫葫蘆般的複製”，臨摹於他，是“為了學習，為了研究，為了求索”，並要經過一番“咀嚼消化”。《征程》中，這種變化已可從筆墨間尋得端倪。畫中人物以線立形，衣紋隨人物動態轉折，用筆簡練而有頓挫。設色亦頗見用心，女子一襲淺藍長袍，衣擺、袖口以深紅鑲邊，腰間再束紅帶，大塊淺色與局部重色彼此映照，使人物從蒼茫的荒漠中顯現出來。這樣的設色不以濃淡明暗求真實，而以色塊分出衣裝層次，又借衣緣、腰帶的重色形成裝飾性的對比。西北一路所得的人物與風土，經過敦煌臨摹之後對於線與色的重新體會，一路所見與沿途所學，已漸次融於筆下。
這種學習後來也真正進入了他的創作。1947年赴暹羅、馬來西亞寫生時，關山月便曾借鑒敦煌壁畫的方法表現當地人物風俗。數年之後，當年所學仍能隨新的見聞而生發，足見敦煌給予他的並非一時的形式趣味。關山月筆下的人物，也由此生出了新的面貌。
行萬里路：畫里畫外的《征程》
對關山月個人而言，這場萬里西行完成了一場藝術的再造。西行之前，他承續嶺南畫派革新傳統，作品多取材嶺南風物，筆墨格調偏秀潤靈逸。穿行戈壁草原、觀摩敦煌壁畫之後，祁連雪山、大漠風沙、遊牧民眾真實的生存樣貌，徹底拓展了他的視野。他不再依靠古畫譜本的想象來描摹邊塞，而是恪守“不動我便沒有畫”的信條，以實地觀察為根基進行創作。
1945年1月，關山月在重慶舉辦《西北紀游畫展》，展出西北寫生與敦煌臨摹作品百餘幅。郭沫若觀展之後，將《塞外駝鈴》與《蒙民牧居》借歸家中，在《塞外駝鈴》的詩塘題寫六首絕句並附長跋：
塞上風砂接目黃，駱駝天際陣成行。
鈴聲道盡人間味，勝彼名山著佛堂。
不是僧人便道人，衣冠唐宋物周秦。
囚車五勺天靈蓋，辜負風雲色色新。
大塊無言是我師，陸離生動孰逾之。
自從產出山人畫，只見山人畫產兒。
可笑琴師未解彈，人前爭自說無弦。
狂禪誤盡佳兒女，更誤丹青數百年。
生面無須再別開，但從生處引將來。
石濤丘壑何藍本？觸目人生是畫材。
畫道革新當破雅，民間形式貴求真。
境非真處即為幻，俗到家時自入神。
詩後長跋則進一步闡發己見：“關君山月，有志於畫道革新，側重畫材，酌挹民間生活，而一以寫生之法出之，成績斐然。近時談國畫者，猶喜作狂禪超妙，實屬誤人不淺。余有感於此，率成六絕，不嫌著糞耳。”郭沫若欣賞關山月筆下那份由生活而來的真切。“鈴聲道盡人間味”“大塊無言是我師”“觸目人生是畫材”，從造化到人間，最終歸於一個“真”字。《征程》亦可作如是觀，塞外行旅之間，有尋常人的聚散離合。畫的是塞外，落筆處卻在人間。
置於宏大的時代語境之下，關山月的西行又具備深厚的家國與歷史意義。抗戰烽火之中，大批知識分子將目光投向西北，那裡既保存著敦煌石窟、漢唐遺跡所承載的古老文明，也有雪山、戈壁、草原，以及生息其間的多民族生活。他們在古蹟中回望中國，也在山河與人間重新認識中國。一時間，畫家的足跡紛紛向西。趙望雲深入陝甘，吳作人遠赴甘青，張大千久居敦煌，孫宗慰、龐薰琹等亦先後西行。
這場西行，也恰與二十世紀中國畫求新求變的歷程相伴。西學東漸以來，西方繪畫的觀念與方法不斷進入中國，傳統畫學自身也在經歷重新審視。向西而行的一代藝術家，卻從腳下的山河、眼前的人生與古老的藝術遺存中，看到了另一番可能。求新未必盡在域外，傳統也不只存於古人筆墨。他們去處不同，所得各異，但那一程向西的跋涉，卻使他們不約而同地走出了熟悉的畫室、拋去了舊有的經驗，把邊疆山河、少數民族普通民眾正式納入國畫的表現疆域，打破傳統繪畫當中邊塞題材多來自詩文想象的局限，證明中國畫完全可以跳出書齋，回應時代苦難與家國現實。
這次西行所孕育的“以造化為師，以人間為畫材”的創作思想，深刻烙印在關山月之後全部創作之中。看他的《江山如此多嬌》，那種遼闊雄渾的山河氣象與深沈的家國情懷，亦可從四十年代“萬里行路”的經歷中尋得來處。
於是再讀“征程”二字，意味也不止於畫中。丈夫跨上駝背，駝隊向大漠深處逶迤而去，這是畫中人的一程；關山月負笈西行，一路看山河、看世相、尋筆墨，又是畫外的一程。再將目光放遠，這一代人的萬里西行，又何嘗不是中國繪畫尋找新路的一段征程。
路在畫中，也在畫外。一個人走向遠方，一代人的藝術，也正在行路之中。
作者生卒：1912–2000
拍卖会：中國嘉德香港2026秋季拍賣會
說明：劉灤舊藏，廣州九華堂創辦者劉少旅之子，精鑒賞，富收藏。
來源：1.香港拍賣會，1990年11月13日，第109號拍品。
2.中國嘉德2020春季拍賣會，第744號拍品。
1943 年，河西走廊的戈壁灘上，風卷著沙礫吹來。
關山月與趙望雲、張振鐸及妻子李小平一行四人，騎著駱駝緩緩西行。隨身帶的鍋盔是乾糧，沿路的西瓜是解渴的水。白日寫生既罷，夜色沈下來，幾個人便坐在石板上，耳邊間或夾著遠處傳來的駝鈴。
沈澱著這段行路所見所感的《征程》，便是他四十年代西北題材創作中格外特殊的一件博物館級作品。畫幅徐徐展開，荒漠寥闊，遠山隱約，數峰駱駝沿著沙地漸次遠去；近處，一家三口與滿載行裝的駱駝佔據畫面中心。丈夫將要啓程，妻子攜幼子相送。人物衣飾間的一抹朱紅，在大片沈靜的赭色與墨色中格外醒目，為蒼茫天地留下一點人間的溫度。
畫里，是邊地人家的一程出發；畫外，也是關山月自己的一程遠行。西北之行，正處在他“行萬里路”的重要階段。近乎於苦行的流浪式旅途，為他的藝術道路增添了戲劇般的傳奇色彩，也正是這樣一種特殊的經歷，造就了不同一般的關山月。
萬里西行：從嶺南到河西
關山月的“行萬里路”，早在嶺南時期便埋下了種子。高劍父教給了他“藝術革命”和“為大眾服務”的觀念，使他很早便將繪畫與現實人生聯繫起來；戰亂中的親見親歷，更使他意識到藝術不能止於案頭清賞。1940年，他辭別老師，原想追隨抗戰隊伍到戰地寫生，卻未能如願。於是他便輾轉西南，一路寫生，一路辦展，真正開始了自己的“行萬里路”。
到重慶後，他結識了趙望雲。趙望雲畫過農民、腳夫和一路所見的勞苦大眾；關山月早年的抗戰畫，同樣把目光落在現實人生。這樣的兩個人相遇，自然有許多話可說。關山月後來回憶，彼此“真的是一見鍾情，一見如故”。趙望雲早有西北行旅的經驗，兩人很快相約同往西北。1943年春，關山月攜妻子李小平，與趙望雲、張振鐸同行西北。自西安、蘭州一路西行，經張掖入祁連山，再過酒泉、嘉峪關、玉門而至敦煌。雪山、戈壁、牧場、駝隊，以及生活其間的邊疆民眾，就這樣走進了他的畫中。
對於長期生活於嶺南的關山月而言，塞外的一切都是嶄新的體驗。
嶺南濕潤溫厚，草木常青，山水與人的距離總是親近的；而一路向西，天地忽然換了模樣——戈壁赭黃、雪山高寒，荒漠與古道向天際鋪展開去，是一種從未有過的遼闊、蒼茫，甚至粗糲的生命感受。回憶起這段經歷時，他寫道：“大戈壁啦、雪山啦、冰河啦、駱駝隊與馬群啦……這些景物，古畫看不見，時人畫得很少，我是非把這些豐富多彩的素材如飢似渴地蒐集，分秒必爭地整理，把草圖構思，為創作準備不可的。”
由稿成畫：西北素材的轉化
1943年進入祁連山後，關山月曾深入當地，沿途寫下人物、駱駝與遊牧生活。在《西北少數民族寫生·駝隊之一》《西北寫生49》等小幅畫稿中，可以看到他對於騎者與駱駝反復而細緻的觀察：駱駝昂起的長頸、騎者跨坐駝背的姿勢，以及數峰駱駝前後相隨形成的隊列，都被一一收入筆下。
但這些隨行所得，並不是創作的終點。關山月後來談到自己的方法：“我到西北寫生，我採取的是在現場畫簡括的速寫，回來加工提煉的方法。”現存作品的題識，恰好留下了這種創作方式的痕跡。《番民之遊牧生活》題“三十二年夏至於祁連山寫生，複製於皋蘭旅次”，《牧羊女》亦記“卅二年秋月於祁連山寫生，脫稿於金城”。眼前所見，先以速寫存其形貌；待移居別處，再從畫稿中重新揀選、組合，經營成畫。甚至數年之後，關山月仍會重新取出西北舊稿再作新圖，可見這一路積下的畫稿，始終是他取之不盡的材料。
沿著這條線索來看《征程》，畫中人物與駝隊的來處便有跡可循。畫中男子跨坐駝背，妻兒立於地面，近處駱駝負重，遠處數峰駱駝前後成隊，都能在此前留下的西北寫生中尋得相近的形貌；然而，又找不到一張可以與《征程》完全重合的手稿，原本散見於不同紙頁的一人一騎、一峰一隊，至此被匯聚到了一幅畫中。
從目前可見的作品來看，關山月西北時期留下的小幅寫生頗豐，而真正由這些素材發展而來的大尺幅人物畫創作，則相對集中。本幅《征程》縱逾一米七，約十五平尺，在關山月四十年代西北人物畫作品中，已屬頗為可觀的體量。
更難得的是，關山月這一時期若干重要的西北人物創作，如《鞭馬圖》《蒙民遊牧圖》《哈薩克遊牧生活》等，今已進入關山月美術館收藏，而《征程》今日重現市場，便顯得尤為可貴。它以堂皇尺幅，留下了關山月四十年代西北人物畫“由稿成畫”的一段重要印跡。一路所見，至此蔚然成篇。
將行未行：《征程》的獨特經營
寫生所得，到了不同的畫面里，自有不同的取捨。同樣是西北一路所見的人物、駱駝與遊牧生活，《蒙民遊牧圖》以長橫幅鋪開，人、馬、駝畜前後相接，迤邐而行，寫的是遊牧遷徙的浩蕩；《塞外駝鈴》卻一變而為空闊，偌大的荒漠間，只見一線駝隊緩緩遠去。人駝愈小，天地愈顯蒼茫。到了《征程》，關山月卻把目光收近了，落在即將分別的一家人身上。
《征程》採用竪幅構圖，近處，一峰負重駱駝佔據畫面下方，碩大的駝身幾乎逼近紙邊，鞍毯、行囊層層負於背上；其後，男子已經跨坐駝背，妻子牽著幼童立在一旁。畫家沒有再將駝隊橫向鋪開，而是把遠近之間的距離縱向拉長。
對照關山月這一時期留下的駝隊寫生以及《塞外駝鈴》《蒙民遊牧圖》等作，其中的駱駝雖有遠近之別，卻大多體量相若，常取側面或略帶轉折的角度，長頸昂起，或站立，或行走。在《征程》中，卻第一次讓畫面最前方的一峰駱駝屈膝跪伏，與身後已經站起、馱人欲行的駱駝形成一伏一立之勢。
駱駝姿態的變化，也恰好與人物的安排彼此呼應。越過這一家人向遠處望去，駝隊斜斜而上，一峰接著一峰，層層延伸向上方大片虛白的荒漠曠野，近景密實的人間煙火，對照遠景無邊無際的塞外長路。有學者論及關山月民國時期的人物畫，曾指出他“在創作中對人物命運的關注，主要是通過環境氛圍的烘托渲染——即發揮其山水畫特長——而不是精到的人物形象的刻畫來實現的”。《征程》正是如此，關山月沒有用筆墨把人物的神情渲染得如何悲切，離意卻從這段越來越遠的路上，慢慢生發了出來。
筆墨隨行：敦煌帶來的新面貌
關山月在少年時期，經常為親友先祖畫碳相，對人物形體已經有了相當的訓練。入高劍父門下之後，又承接了嶺南畫派“折衷中西，融匯古今”的一路畫法。而到了西北，眼前人物既不同於古畫中的高士仕女，也不同於他早年的抗戰人物，如何把這些真實、健碩而富有地域特徵的形象畫進中國畫，成了新的課題。
敦煌之行，為他打開了另一重天地。深入祁連山牧區之後，關山月繼續西行，在莫高窟駐留月余，潛心臨摹歷代壁畫。面對千年壁畫，他並不滿足於“依樣畫葫蘆般的複製”，臨摹於他，是“為了學習，為了研究，為了求索”，並要經過一番“咀嚼消化”。《征程》中，這種變化已可從筆墨間尋得端倪。畫中人物以線立形，衣紋隨人物動態轉折，用筆簡練而有頓挫。設色亦頗見用心，女子一襲淺藍長袍，衣擺、袖口以深紅鑲邊，腰間再束紅帶，大塊淺色與局部重色彼此映照，使人物從蒼茫的荒漠中顯現出來。這樣的設色不以濃淡明暗求真實，而以色塊分出衣裝層次，又借衣緣、腰帶的重色形成裝飾性的對比。西北一路所得的人物與風土，經過敦煌臨摹之後對於線與色的重新體會，一路所見與沿途所學，已漸次融於筆下。
這種學習後來也真正進入了他的創作。1947年赴暹羅、馬來西亞寫生時，關山月便曾借鑒敦煌壁畫的方法表現當地人物風俗。數年之後，當年所學仍能隨新的見聞而生發，足見敦煌給予他的並非一時的形式趣味。關山月筆下的人物，也由此生出了新的面貌。
行萬里路：畫里畫外的《征程》
對關山月個人而言，這場萬里西行完成了一場藝術的再造。西行之前，他承續嶺南畫派革新傳統，作品多取材嶺南風物，筆墨格調偏秀潤靈逸。穿行戈壁草原、觀摩敦煌壁畫之後，祁連雪山、大漠風沙、遊牧民眾真實的生存樣貌，徹底拓展了他的視野。他不再依靠古畫譜本的想象來描摹邊塞，而是恪守“不動我便沒有畫”的信條，以實地觀察為根基進行創作。
1945年1月，關山月在重慶舉辦《西北紀游畫展》，展出西北寫生與敦煌臨摹作品百餘幅。郭沫若觀展之後，將《塞外駝鈴》與《蒙民牧居》借歸家中，在《塞外駝鈴》的詩塘題寫六首絕句並附長跋：
塞上風砂接目黃，駱駝天際陣成行。
鈴聲道盡人間味，勝彼名山著佛堂。
不是僧人便道人，衣冠唐宋物周秦。
囚車五勺天靈蓋，辜負風雲色色新。
大塊無言是我師，陸離生動孰逾之。
自從產出山人畫，只見山人畫產兒。
可笑琴師未解彈，人前爭自說無弦。
狂禪誤盡佳兒女，更誤丹青數百年。
生面無須再別開，但從生處引將來。
石濤丘壑何藍本？觸目人生是畫材。
畫道革新當破雅，民間形式貴求真。
境非真處即為幻，俗到家時自入神。
詩後長跋則進一步闡發己見：“關君山月，有志於畫道革新，側重畫材，酌挹民間生活，而一以寫生之法出之，成績斐然。近時談國畫者，猶喜作狂禪超妙，實屬誤人不淺。余有感於此，率成六絕，不嫌著糞耳。”郭沫若欣賞關山月筆下那份由生活而來的真切。“鈴聲道盡人間味”“大塊無言是我師”“觸目人生是畫材”，從造化到人間，最終歸於一個“真”字。《征程》亦可作如是觀，塞外行旅之間，有尋常人的聚散離合。畫的是塞外，落筆處卻在人間。
置於宏大的時代語境之下，關山月的西行又具備深厚的家國與歷史意義。抗戰烽火之中，大批知識分子將目光投向西北，那裡既保存著敦煌石窟、漢唐遺跡所承載的古老文明，也有雪山、戈壁、草原，以及生息其間的多民族生活。他們在古蹟中回望中國，也在山河與人間重新認識中國。一時間，畫家的足跡紛紛向西。趙望雲深入陝甘，吳作人遠赴甘青，張大千久居敦煌，孫宗慰、龐薰琹等亦先後西行。
這場西行，也恰與二十世紀中國畫求新求變的歷程相伴。西學東漸以來，西方繪畫的觀念與方法不斷進入中國，傳統畫學自身也在經歷重新審視。向西而行的一代藝術家，卻從腳下的山河、眼前的人生與古老的藝術遺存中，看到了另一番可能。求新未必盡在域外，傳統也不只存於古人筆墨。他們去處不同，所得各異，但那一程向西的跋涉，卻使他們不約而同地走出了熟悉的畫室、拋去了舊有的經驗，把邊疆山河、少數民族普通民眾正式納入國畫的表現疆域，打破傳統繪畫當中邊塞題材多來自詩文想象的局限，證明中國畫完全可以跳出書齋，回應時代苦難與家國現實。
這次西行所孕育的“以造化為師，以人間為畫材”的創作思想，深刻烙印在關山月之後全部創作之中。看他的《江山如此多嬌》，那種遼闊雄渾的山河氣象與深沈的家國情懷，亦可從四十年代“萬里行路”的經歷中尋得來處。
於是再讀“征程”二字，意味也不止於畫中。丈夫跨上駝背，駝隊向大漠深處逶迤而去，這是畫中人的一程；關山月負笈西行，一路看山河、看世相、尋筆墨，又是畫外的一程。再將目光放遠，這一代人的萬里西行，又何嘗不是中國繪畫尋找新路的一段征程。
路在畫中，也在畫外。一個人走向遠方，一代人的藝術，也正在行路之中。
作者生卒：191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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