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 92 清雍正 御制珊瑚红地珐琅彩卧足杯

清雍正 御制珊瑚红地珐琅彩卧足杯

RMB 1,000

未知

口径6.4厘米

品相良好

三朝御珍 孤传一器 ——清雍正『雍正御制』磁胎画珐琅红地四季花卉酒圆考 学术研究部 研究员/张法鑫 清代宫廷瓷胎画珐琅，自康熙晚期创制以来，即被置于皇帝亲自掌控的宫廷工艺体系之中。康熙奠定其制度与基本样式，雍正将其推向精微雅致，乾隆则将前朝御制器物重新整理、配匣、陈设，三朝之间存在清晰而连续的制作与收藏关系。 本品体量虽小，却正处于这一历史脉络的关键位置。敞口、深腹、卧足，外壁通施红地，三面设八瓣花口开光，开光内敷淡黄色地，分别绘折枝牡丹、菊花、月季、雏菊等花卉，开光之间又饰黄、绿、紫各色花朵。底署青花楷书“雍正御制”双框款。台北故宫所藏故瓷017750、017751、000603、001265共四件同式器，形制、尺寸、装饰构图及款识均与本品高度接近。说明这一类器物并非孤立的偶然制作，而是雍正早期宫廷珐琅器中一个有明确传承序列的品种。 一、清档所见“珐琅红磁钟”：雍正元年的十六件御制之器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清宫造办处档案载：“郎中保德交法琅红磁钟十六件，说怡亲王谕：着暂且放着，遵此。”至四月十一日，又记：“于四月十一日将法琅红磁钟画样完，郎中保德呈进讫。”（图1） 这两条记录是认识本品身份最重要的文献依据之一。档案中的“法琅红磁”，即今日研究所谓瓷胎画珐琅、珐琅彩一类器物，而“钟”则是清宫对于此类小型杯盏的内部定名。相关清宫档案材料亦显示，雍正时期对于胭脂红、霁红一类红地器物，常见“珐琅红磁”、“法琅霁红钟”等称谓。 台北故宫所藏雍正红地开光花卉钟，为这一“钟”名提供了重要的传世实物佐证。故瓷017750、017751。其器形、尺寸及纹饰组织，与本品形成高度直接的比较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台北故宫所藏这一对器物后来所配清宫木匣，匣盖刻有“雍正年制磁胎画珐琅四季花卉红地钟一对”（图2）等清宫原定名称。这一名称将今天博物馆所称的“钟”，直接与清宫原始器名联系起来。北京故宫及台北故宫另有同类器传世，进一步说明“钟”是一个具有宫廷制度背景的器物名称，而非现代研究者根据外形所作的临时命名。 因此，本品与雍正元年“珐琅红磁钟十六件”之间，可以建立起一条值得重视的实物联系：档案称“钟”，传世同式器亦称“钟”；档案时代为雍正元年，而现存同式器均署“雍正御制”；器形、尺寸、红地及开光花卉构图又高度相合。本品极有可能属于雍正元年这一批“珐琅红磁钟”所代表的早期制作体系，是现存传世器中极具价值的一件实物见证。 二、承康熙遗制：雍正元年“御制”与新君继述 本品产生于雍正元年，其艺术面貌又明显带有康熙晚期宫廷珐琅彩的遗绪，这一点正是理解其历史意义的关键。康熙晚期，瓷胎画珐琅已经形成红、黄、蓝等色地与开光花卉相结合的成熟装饰体系。北京故宫所藏康熙胭脂红地开光珐琅彩牡丹图杯，高4.2厘米，口径6.3厘米，外壁胭脂红地，三瓣形开光内分别绘折枝牡丹、菊花、兰草，开光外饰折枝花卉，底署“康熙御制”四字双框款（图3）。这件器物与本品在尺寸、器形、红地、开光、花卉以及御制款识等方面形成了非常直接的比较。故宫资料同时明确指出，珐琅彩瓷器创烧于康熙晚期，康熙时期传世品以色地画珐琅为重要类型。 康熙时期著名的红地“九秋图”体系，同样构成理解本品的重要背景。九秋图自康熙时期形成，雍正时期继续沿袭，红地、花卉以及御制款识构成了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宫廷装饰传统（图4）。现存雍正红地九秋图碗，仍可见与康熙同类器之间明确的器形、构图及款识承续关系。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胤禛即位。其登极诏书中明确说：“我皇考临御以来，良法美政，万世昭垂，朕当永遵成宪，不敢少有更张。”（图5）雍正即位之初所强调的“继述”并非单纯的政治修辞，而是新君建立自身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方式。宫廷工艺亦处于这一历史环境之中：康熙时期已经建立的珐琅彩制作制度并未因皇位更替而中断，反而在雍正元年迅速出现了带有“雍正御制”款识的新一批作品。 台北故宫博物院对馆藏同类器故瓷017751进行显微观察（图6），发现其珐琅彩直接绘于涩胎之上，彩层与胎体结合紧密，呈现出康熙晚期至雍正早期瓷胎画珐琅的典型工艺特征。此种“涩胎施彩”的制作方式，是早期珐琅彩的重要技术特征，也为本品的时代及工艺来源提供了有力参照。 因此，本品可以被视为雍正元年宫廷艺术中颇具代表性的“继述之器”：承康熙遗制而作，以雍正御制而名。 三、乾隆珍藏：从御制之作到宫廷陈设 乾隆朝延续康熙、雍正两朝珐琅作的制作传统，同时对宫中旧藏珐琅器进行了系统整理与编藏。现存清宫档案及故宫研究资料显示，原藏于乾清宫东端凝殿左右屋的瓷胎画珐琅约四百件，自乾隆三年九月起陆续配制楠木匣，匣盖刻填器物名称，并与后来形成的《乾清宫珐琅、玻璃、宜兴、磁胎陈设档》相互对应。朱家溍先生据此整理发现，这批端凝殿旧藏（图7）至今仍有相当完整的实物对应关系，成为清宫珐琅器收藏体系中保存最为系统的一批遗存。 与端凝殿旧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圆明园一系（图8）。乾隆时期，圆明园同样设有造办处，珐琅彩器亦曾在园中制作、陈设与使用；但咸丰十年圆明园遭英法联军焚掠后，园中所藏大量文物随之散佚，今日所见不少海外及私人收藏的清宫珐琅彩，也被研究者认为与晚清宫廷流散及圆明园劫掠有关。 康熙时期，红地开光花卉确立为宫廷珐琅彩的重要装饰样式；至雍正元年，宫廷档案已明确记载“珐琅红磁钟十六件”，此类器物由此进入雍正朝御制体系，成为新朝承续前朝珐琅传统的重要实物。乾隆时期，宫廷又对这批前朝珐琅器进行系统整理，为其配制楠木匣，并重新著录、陈设，使雍正御制器物正式纳入乾隆朝的皇家收藏秩序。由此可见，本品所代表的红地开光花卉“钟”，其历史脉络清晰贯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熙定其样式，雍正成其御制，乾隆藏其于宫廷，三朝宫廷对这一器物类型的制作、承续与收藏，构成了清代珐琅彩发展最为完整的一条历史链条。 四、名家递藏，市场孤例：ThomasR.Vaughan旧藏与今日传世 本品近现代最重要的收藏来源，为纽约ThomasR.Vaughan（1908–1979）旧藏。Vaughan生于1908年美国阿肯色州LittleRock，1935年毕业于GeorgeWashingtonUniversityLawSchool，1942年进入纽约FreeportMineralsCompany法律部门，后历任执行副总裁、总法律顾问、总裁，并于1969年出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其个人收藏以清代瓷器见长，相当一部分重要藏品购自纽约著名古董商FrankCaro。Caro长期与亚洲艺术商人卢芹斋（C.T.Loo）关系密切，并于1950年代接手其纽约第五十七街画廊。由此，Vaughan的收藏与20世纪美国重要中国艺术商业网络形成了清晰联系。 而从目前能够公开检索的馆藏资料来看，本品所属的这一具体器式，存世数量极为有限。其中馆藏仅有四件，分别为台北故宫现藏故瓷017750、017751一对，以及中瓷000603、001265两件同类红地四季花卉钟。 就目前公开可检索的国内外拍卖资料而言，除上述成对器物外，尚未见同式“雍正御制”红地开光花卉钟以单件形式进入公开市场；本品是目前市场所见唯一一件，并具有ThomasR.Vaughan明确旧藏来源。 方寸之间，既见康熙晚期宫廷珐琅艺术的余绪，又见雍正元年新君登极后的“御制”新章，更保存着乾隆时代皇家收藏制度留下的历史痕迹。对于雍正宫廷珐琅而言，这件红地开光花卉钟所承载的，并非单一时代的审美，而是清代宫廷珐琅由创制、承继而至珍藏的完整历史过程。 一器贯三朝，御制传百年。这正是本品最值得珍视之处。
保税状态： 本件拍卖标的处于保税状态下，详情请见本图录《保税拍品竞买须知》。
来源： 1.纽约ThomasR.Vaughan(1908-1979)珍藏，后由家族传承。2.纽约佳士得，2025年9月19日，Lot1051。（成交价：USD863,600）
参阅： 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洋彩红地开光花卉杯。（馆藏编号：中瓷000603N）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洋彩红地开光花卉杯。（馆藏编号：故瓷017750N）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洋彩红地开光花卉杯。（馆藏编号：故瓷017751N）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洋彩红地开光花卉杯。（馆藏编号：故瓷001265N）5.中国嘉德，2016年5月15日，Lot2843。（成交价：RMB22,425,000）6.纽约佳士得，2025年9月19日，Lot1050。（成交价：USD1,587,500）7.中国嘉德（香港），2026年4月8日，Lot1239。（成交价：HKD4,560,000）
款识： “雍正御制”四字双行楷书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