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 2514 胡適　致董作賓、胡家健札 | Hu Shih, Letter to Dong Zuobin and Hu Chia-Chien

胡適　致董作賓、胡家健札 | Hu Shih, Letter to Dong Zuobin and Hu Chia-Ch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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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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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k on paper, two pages
signed, dated 1958, with a dedication and envelope
with letter from Dong Zuobin to Hu Chia-Chien, 1958
each 27.8 x 21.7 cm 10⅞ x 8½ in. (2)
胡適　致董作賓、胡家健札
原子筆紙本　兩頁　一九五八年
附實寄封
另附董作賓致胡家健札　一九五八年
款識：
〈一〉〈胡適致董作賓、胡家健札〉（1958年1月4日）（兩頁）
彥堂、建人兩兄：
昨天在〈中央日報〉卅一日航空版上已見丁月波兄廿九日去世的消息，正感悲惋，今天（四日）又接你們兩位的卅一日來信，我很感謝。月波一生辛苦，忠於國家，忠於朋友，不能享高壽，很可惋歎！
你們信上都提及月波遺囑內提及「所存在君在淞滬總辦任內所遺各文件」。我不認識遺囑執行人張萬里先生，可否請你們轉告他，請他不要將此項文件寄來美國，請他將此項文件交建人兄收存，遇有便人時，帶交台北中央研究院李濟之先生代為轉存中央研究院的史語所或近代史研究所。
我去年從楊聯陞先生處得知，丁在君主編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的油印本八冊（或十冊），原存史語所，由月波兄交給世界書局楊家駱先生承印。此是去年夏秋間的事，楊聯陞君說，月波要我作一小序，證明此稿是在君編的。我允為作序，但要月波將此油印本的一切序跋或他種參攷資料全抄寄給我。兩月來迄未得月波寄件，想是他已病了。如你們為月波檢點遺物，乞代為留意，有無他們寄給我或楊聯陞君（哈佛大學 Professor L. S. Yang，1 Sacramento Place, Cambridge, Mass.）的資料。如彥堂兄認識楊家駱先生，也請代為一問此事。並代一問此書是否已付排印，是否還需我作小序。
月波身後的事，有什麼方面可以由我出點力幫忙的嗎？乞兩兄與治喪委員會諸先生見示至感。
匆匆敬祝
新年平安
胡適敬上
四十七，一，四日下午
我很關切〈任公先生年譜長編〉排印事。依我所知，此油印本流傳極少，在自由世界似只有此一部，故無論如何，此稿必須印行。月波死後，似可由中研院負責辦此事。乞彥堂兄千萬留意此事。
適之
請建人兄閱後送交董彥堂先生為感。
〈實寄封〉（1958年1月4日）
封面：Mr. Hu Chia-jen, Chi Sheng Book Co., 580 E.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九龍彌敦道580E，集成圖書公司 胡建人先生
具郵戳「New York, N.Y. 17, 1958, JAN 4 10:30PM」
背面：Hu Shih, 104 E.81 St. New York 28, N.Y., U.S.A.
〈二〉〈董作賓致胡家健札〉（1958年1月25日）（一頁）
建人吾兄：
胡公函所云一切，業已分別辦理。楊家駱兄已有信來，云梁任公年譜付印及半，三數月可以出版。月波曾作小序，日內將樣本寄來，當可逕寄胡公，請其作序也。
月波身後事，弟已告胡公，正由萬里整理其遺著，蔣公所撥治喪費將來即以印其遺著。此事弟曾聞之治喪委員會，當可實現。
原信還兄，乞保存之。
即請
近安！
弟董作賓拜上
四十七，一，廿五夜
（札〈一〉文字內容）著錄：〈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4，潘光哲主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〇一八年十月），頁407-408
影印本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編號310-01-10-001-005，圖片可參見胡適紀念館網站
註：函中「月波」即丁文淵（1889-1957），江蘇泰興人，早年負笈德國，獲法蘭克福大學醫學博士。歸國後從政，任職行政院、考試院參議，三十年代中後期被派往德國，任國民政府駐德國大使館參贊、法蘭克福大學中國學院副院長。四二年返國接任同濟大學校長，後轉任外交部專門委員。四九年遷港，參與發起政論雜誌〈自由人〉，五七年十二月廿九日殁。
本函寫於其離世數日後，胡適在報上已知悉其死訊，並從胡家健及董作賓來函中分別得知遺囑內容，故出函同時回覆。內容多涉月波之二兄「在君」，即著名地質學先驅丁文江（1887-1936），從事地質研究調查、煤礦經營，曾參與籌辦中央地質調查所並任所長，為中國地質事業奠定基礎。曾短暫從政，復重回學術界，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等職。丁文江與胡適為摯友，同為留學海外學術界領袖，推崇「科學主義」，共辦政論刊物〈努力週報〉、〈獨立評論〉。殁後廿年，胡適為其著傳記，紀念此「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
函中所及〈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乃丁文江生前主持編撰。任公二九年下世，丁與其相交甚厚，受親屬故交之托，負責整理年譜，搜集著述、私人信札、報刊等，材料浩繁，終在一九三四年秋編出過百萬字之首稿。經刪削後再在三六年出第二稿，油印五十部予梁氏親友徵求意見，即胡適述及「油印本」，惟此時丁遽然下世。廿年過去，年譜仍未定稿編印，丁文江遺產執行人丁文淵亦離世，故胡適在函中對此事尤為關切，「無論如何，此稿必須印行」。
董作賓曾於中研院史語所長任上協助〈梁譜〉出版，此時正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任職期間，按其回函，可知世界書局實已在付印中，並將在三數月內出版。是年四月，胡適離美返臺，就任中研院院長職，董作賓受其邀在史語所成立「甲骨文研究室」。同年，〈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由臺北世界書局正式出版，兼具胡適序。該書史料豐碩，為研究梁啟超生平之權威鉅著。
函中另述及「月波遺囑內提及『……在君在淞滬總辦任內……』」，即指丁文江一九二六年應直系軍閥孫傳芳邀，出任淞滬商埠總辦。
李濟之，即考古學家李濟（1896-1979），時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
楊聯陞（1914-1990），字蓮生，河北清苑人，早年入清華大學，師從陳寅恪，又赴哈佛大學深造，獲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與胡適論學廿載，性情相投，交誼深厚，胡適遺囑指定楊氏整理其英文著作。
楊家駱（1912-1991），江蘇南京人，著名圖書文獻學家，幼承家學，習經史、目錄學，一九三〇年在南京創建中國辭典館、中國學術百科全書編輯館並任館長，先後服務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鼎文書局，亦於中國文化大學、臺灣大學等校開授叢書學、索引學等，著述等身。
世界書局，一九一六年創立於上海，一度與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齊名，一九四九年五月由總經理楊家駱主持遷臺，為臺灣文史哲圖書出版重鎮。
參考資料：胡適著〈丁在君這個人〉，刊載於〈獨立評論〉第一八八號（北平，獨立評論社，一九三六年二月）
胡適〈序〉、丁月波〈前言〉，刊載於〈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丁文江編（臺北，世界書局，一九五八年）
〈胡適全集：丁文江的傳記〉，潘光哲主編（臺北，胡適紀念館，二〇一九年十二月）
HU SHIH’S LETTERS AND CALLIGRAPHY FROM THE COLLECTION OF HU CHIA-CHIEN (LOTS 2512-2517) | 胡家健藏胡適信札、書法（編號2512-2517）
「我與適之先生是同宗，且是安徽省績溪縣同鄉；我們還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先後同學；但他比我大十二歲，我一九三五年才踏入哥大校門，他卻早在一九一七年畢業離校了。此外，我和他亦是同界，都是把幾十年精力貢獻給教育界、文化界；但我們始終沒有在同一學府任職，他先後在北大和中央研究院任職；而我主要在浙江大學、中央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等機構任職。我在一九四九年擔任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長，以及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在香港致力僑教，先後主持數萬僑生招考的工作，也與他沒有直接行政聯繫。
但適之先生與我的交誼，並非主要基於同宗、同鄉、同學、同界的關係，而是基於一種介於朋友與兄弟之間的情誼。他是我最敬仰的老大哥，而他對待這小老弟也一直很親切。在他與我早些年的通信之中，他按慣例稱我為『兄』，後來就改稱『建人弟』了。
這裏收集的只有一九五五年三月到一九六〇年五月適之先生給我的十二封信。在更早時期他給我的信，有的留在大陸未帶出來，有的在香港搬家時遺失。至於我寫給他的信，大多並無存底，在此一併付之闕如。在適之先生去世之前的二十年內，我曾有不少機會向他當面請教；所以我們的書信來往甚少涉及學術思想或政局時事問題，而多半是關於一些具體的事，一些共同的朋友，或者一些共同關心的文化團體。……適之先生與我最後一次會面是在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九日，地點在台北福州路他的寓所。分別後僅只四天，他就在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一個酒會之時心臟病復發去世。我曾在香港星島日報發表『追憶胡適之先生和我最後一夕談』一文，略誌悼念。」
節錄自胡家健〈適之先生給我的信〉引言
胡家健（1903-2001），字建人，安徽績溪人，出身書香世家，父效顏曾於績溪創胡氏學校並任校長。畢業於東南大學教育學系，弱冠之年受聘安徽省立第四中學（宣城中學）校長，後赴英國倫敦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深造，獲教育學碩士學位。抗戰爆發，放棄攻讀博士歸國，歷任國立浙江大學教授、總務長、湄潭分部主任、浙大附屬中學校長等職。一九四四年轉任國立中央大學教授、柏溪分校主任、總務長，抗戰勝利後主持復校及擴建工作，厥功甚偉。一九四八年任教育部中等教育司長。大陸易幟，移居香港。一九五一年出任臺北正中書局香港分機構集成圖書公司總經理，又與友人共創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為東南亞地區華僑學校編纂、發行教材近百種。上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間，參與創辦香港新亞書院、聯合書院、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圖書館，任中大聯合書院文學院院長、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等職，於香港教育文化事業貢獻良多。一九九〇年遷居北美。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胡適往東南大學講演〈再談整理國故〉、〈書院制史略〉，與胡家健等績溪同鄉師生合影留念，可知二人結識之早。二人在臺時不時見面，亦常有書信往還。從胡家健撰寫引言可知，本輯十二通只屬部份往來信件，不少已散失。各札所涉極廣，內容豐富，涵蓋政治、歷史、藝術、教育、哲學、文學、宗教諸領域，亦及家庭生活、代購物品、友人交往等。又因胡家健從事出版業，與文化界熟絡，時助胡適蒐購香港、內地書籍資料、聯絡文化團體。
胡適為「白話文運動」旗手，主張使用新式標點，各札採白話文、自註標點，易於理解。他奉行「認真地做事，嚴肅地做人」，注重細節，各札皆署年，異於一般書信僅署月、日，有便今人整理研究。又因有「歷史癖」、「考據癖」，好收藏圖書資料，於各札孜孜蒐求，即為例證。不同時期所關注之對象，亦助於了解其興趣與研究內容之轉變，見證時代背景下知識分子心路歷程，塑造出有血有肉、全面立體之胡適形象。
胡家健曾計劃將此批信札結成〈適之先生給我的信〉付梓，並作引言，「作為紀念中國近代這位偉人百年冥壽的小小獻禮」，惟年事漸高，健康受限，夙願未償。二〇〇二年，此批信札影本收入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現藏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圖片可參見胡適紀念館網站，札中文字收入二〇一八年潘光哲主編之〈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部份亦見載於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胡適全集〉，原札則由胡家健及家屬珍藏逾半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