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信息
拍品名称
明永乐早期 釉里红缠枝牡丹玉壶春瓶
起拍价
RMB 680,000
估值区间
未知
尺寸
高32.7cm
品相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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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高32.7cm
品相：口部修復并帶出冲线，器身及底部局部正常开片加深★本品相报告仅供参考，本公司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请竞买人在拍前亲自认真审看拍品原物状态拍品撇口，束颈，垂弧腹，及底内收，下承圈足。通体以釉里红为饰，所饰自上而下多达六层，其中腹部以连续的缠枝花卉纹为主题纹饰，花叶层叠饱满，枝蔓翻转自如，飘逸多姿。与传世同类纹饰相比，拍品纹饰更为繁复满密，台北故宫旧藏釉里红缠枝牡丹纹军持纹饰画法与拍品一致，可资参阅。记录：1.香港苏富比，编号25392.香港苏富比，编号3610（成交价275万港币）明代御器厂设立问题的新思考兼论洪武永乐官窑瓷器再认识黄清华\唐英学社社长\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员一、明代御器厂的设立者与设立原因1990年8月，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御器厂遗址发现明万历青花瓷碑残片标本一件（图1），最早发表见于1992年7月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举办《景德镇出土陶瓷》展览。其厚1.7公分，残长12.1公分，瓷碑一面施白釉，上部边线内青花火珠龙纹，龙为双角五爪。中部青花楷书碑文，每行之间以暗刻直线分隔，宛若笺纸，现残存11行，内容具体如下：新建御器厂后山…钦差提督江西矿税烧造采木查盘……命中官马公建厂于是，以董烧造。厂之基延袤三四里……皇上于龙飞己亥之岁，命余榷采总理……。对照碑文中“钦差提督江西矿税烧造采木查盘”等文字，结合《明史·宦官传》记载，可确定立碑人为万历矿税太监潘相。碑文“己亥之岁”即万历二十七年（1599），该年潘相接管御器厂督陶事务。潘相撰文虽然现存不全，但是其对于明代御器厂研究最为关键的信息却依旧保存，概括为：“成祖文皇帝···命中官马公建厂于是，以董烧造。”其意为成祖文皇帝，即是永乐皇帝朱棣，他委任“马公”选择在珠山建“御器厂”，用于管理御瓷烧造事务。此处透露三大信息：一、御器厂设立于永乐时期，设立的意旨来自永乐皇帝本人。二、御器厂设立的具体负责人为“马公”。三、御器厂选址在珠山。此处“马公”，就是郑和。郑和原本姓马，永乐二年正月初一，明成祖赐姓郑，授内官监太监。依据《故马公墓志铭》、《古今识鉴》、《郑和家谱》等材料，郑和十岁被俘入燕王府，靖难之役立下战功，得到朱棣深度信任，升任内官监太监。明代内官监是明初最重要宦官机构，职能近似外廷工部，掌管宫廷各类成造、器用、物料。御器厂归内官监管辖，郑和作为内官监首领，直接承担御器厂的创建工作。潘相为万历朝宦官，与郑和虽相隔百余年，但同属明代内府宦官系统。御器厂自永乐起就由中官驻厂督理，内廷保存有完整档案记录，宦官群体对御器厂起源的认知，可信度很高。也不排除万历时期珠山厂区内还保存有明初旧碑，公开存在于御器厂之内，因此，在明后期，熟知御器厂的人都清楚御器厂的历史由来。那么，为什么需要设立御器厂？在景德镇需要朝廷设立如此一个机构，必须有一个重大的历史契机和时代背景。与之最为相关的历史契机正是郑和下西洋，据《明太宗实录》记载，郑和首次下西洋的时间是“永乐三年六月己卯”，即西元1405年7月11日。无论永乐皇帝派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但是，下西洋的准备和携带的赏赉礼物等重要内容，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瓷器一项，更加是赏赉国礼之中的重点，数量必定不会少，郑和应该竭力筹备与提前安排。例如宣德时期曾为工部郎中王士嘉的自身经历，可获印证。“永乐初，擢为陕西按察佥事，所至无冤民，以西域贡使失供应，三司皆坐免。未几，公复起监饶州陶器，凡三十余万皆如期而办。”此处所言三十多万件瓷器，并非内府御瓷，而应是为了满足下西洋之需的赏赉瓷。因此，依据西洋诸国的生活风俗，大盘大碗为常，正是迎合其所需。珠山所出土的明初青花或釉里红大碗大盘即是明确的赏赉瓷，从烧造伊始，官方即已明确其功用属性。反观洪武一朝，烧造御瓷，多有节俭之思想，择彼时民窑优胜者承接任务，不限一家一地。面对着需求数以万计的赏赉国礼瓷器，从前的模式肯定不能满足当下的新重大任务，以珠山为新基地的御器厂就应运而生。选址珠山，出于地理条件考量。珠山地势高耸，景德镇地下水位高，雨季水患频发，窑场长期生产容易形成低洼积水，高地能够保障窑炉稳定生产。至于郑和本人是否亲临景德镇，史书失载，但作为下西洋总负责人，他必然派遣亲信驻厂督造，保障国礼瓷器供应。传统关于明代御器厂设立的年代问题上，一直的存在分歧，主要是有洪武二年之说与洪武三十五年之说的差别，如今，我们重新梳理文献，结合潘相撰写的碑记内容，予以重新审视与思考。明清两代记录有关的史料简单整理如下：1、明正德六年本《饶州府志》卷二“公署”之“鄱阳县·御器厂”条载：“御器厂，即旧少监厅,在月波门外,宣德间创,每岁贡瓷器,太监驻此检封以进。”2、明嘉靖四年本《江西通志》卷之八“公署·饶州府·御器厂”条载：“御器厂，在府城月波门外，宣德间创,内臣驻此检封进御瓷器，嘉靖改元，诏革内臣，唯厂存。”3、明嘉靖十九年詹珊《重建敕封万硕师主佑陶庙碑记》载:（图2封底）“至我朝洪武末始建御器厂，督以中官，洪熙间少监张善始祀祐陶之神，建庙厂内曰师主者，姓赵名慨字叔朋，尝仕晋朝，道通仙秘，法济生灵，故秩封万硕爵视侯王，以其神异，足以显赫今古也。”4、明嘉靖王宗沐首修、万历陆万垓增修《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之“陶政”条载：（图3）“国朝洪武初，镇如旧，属饶州府浮梁县。正德初，置御器厂专管御器，先以兵兴议寝陶息民，至是复置。”（明嘉靖王宗沐修）“洪武三十五年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御厂一所，官窑二十座。宣德中以营缮所丞专督工匠。正统初罢，天顺丁丑仍委中官烧造。嘉靖改元，诏革中官，以饶州府佐贰督之。”（万历陆万垓增修）5、明崇祯十年《关中王老公祖鼎建贻休堂记》石碑载：“我太祖高皇帝三十五年，改陶厂为御器厂，钦命中官一员，特董烧造。”6、清康熙二十一年本《浮梁县志》之“陶政”载:“明洪武初，始烧造岁解。正德初置御器厂，专管御器，先以兵兴议寝陶息民，至是复置。宣德中以营缮所丞专督工匠。正统初罢，天顺丁丑仍委中官烧造。嘉靖改元，诏革中官，以饶州府佐贰督之，后更议于各府佐选轮管理。”7、清乾隆七年《浮梁县志》之“建置”载：“御器厂，建于里仁都珠山之南，明洪武二年设厂制陶，以供尚方之用，规制既弘，迨后基益扩，辟垣五里许。永乐间,部使祁鸿莅事至厂,建堂曰秉成，立四门:东曰熙春，南曰阜安，西曰澄川，北曰待诏。”8、清乾隆后期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一之“图说·景德镇”条载：“明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从以上文献得出几点认识：第一，明人对于明代内府烧造御瓷与御器厂的设立时间的表述是清晰准确的，认为这是两个事件，从文献1至文献6，看得出明代与清康熙以前的文献都是记载御器厂是建立于明洪武三十五年或洪武末年，多位身份不同的人皆表述相同的内容，绝非空穴来风，更何况是明朝人记述明朝事，不宜轻易否定。第二，洪武二年说则是最早来自文献7乾隆七年本《浮梁县志》，是对文献6理解偏差导致的错误结论，修志者混淆两件史实：洪武初年已经有供御瓷器烧造，不等于洪武二年就在珠山设立御器厂。洪武二年朝廷议定祭器用瓷，但此时只是委托民窑分散生产，没有珠山专厂。《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四记载，洪武二年八月:“今拟凡祭器皆用瓷。”导致乾隆七年修县志者，才得出这样的认知：“珠山之南，明洪武二年设厂制陶，以供尚方之用。”之后《景德镇陶录》沿袭此错误，后世广泛引用。洪武政权初建，天下尚未完全平定，明太祖厉行节俭，没有条件在珠山大规模建设御器厂。窑址考古也印证：珠山遗址不见洪武御瓷集中堆积，洪武御瓷标本大量出土于珠山之外老城区民窑遗址。二、釉里红品类烧造年代讨论在传统主流观点里面，认为釉里红是洪武一朝御窑的主要产品，包括大盘大碗石榴大罐等大型器物和一些墩式碗、劝盘、执壶、玉壶春瓶，其中最少的是鼎式炉。近年明初釉里红实物最重要的发现则是明淮王府遗址出土釉里红三足鼎式炉残件一组。（图4）由九块碎片拼合，口沿开光残存楷书“月、初、壹、日”四字，（图5）釉里红发色纯正，如此鲜艳，极为难得，绘画线条流畅，图案清晰。白釉凝厚，乳浊流淌，呈失透状，胎体厚重，一些断面可见清晰的胎接痕。发掘者依据当前学术界的主流意见定之为洪武时期，也是是次考古发掘重大的收获之一。但该器物出土层位背景需要重新辨析：淮王府是宣德十年之后修建的藩王府邸，明末焚毁。清顺治七年，官府将淮王府废址改建饶州府文庙，三藩之乱时期文庙遭到严重破坏，康熙十八年重修。也就是说，这件香炉残件，是清代文庙遗址的遗物，并不代表属于明代淮王府。近年发现明晚期人徐㶿的记述颇为有趣。在其《徐氏笔精》卷八（图6）中如此记述：“窑变。饶州府学神库中，有窑变香炉一、花瓶二，相传旧为回青所画，变成赤色，今花纹或淡或浓，宛然锦绣，上署永乐四年造，但神炉非玩器也。”以上文献初步解读：明后期的徐氏知道在饶州府文庙储存祭器的库房里面保存有一套色釉特殊的瓷质三供：一香炉二花瓶，相传原本回青绘画，烧成之后变为赤色，器物上面书写“永乐四年造”，属于祭祀礼器，并非文玩。明代所说“窑变”，专指烧制过程中温度变化带来釉色的自然异变。晚明人已经不熟悉釉里红工艺，看到鲜艳红色釉面，便误认为是青花料发生窑变。这套器物是完整的“三供”，符合元明祭祀礼制。目前所知明初釉里红大香炉极为罕见，可以推知当年实际烧造的数量也是很少，由此，可以想象一个小小的饶州府城内会有两个明初釉里红大香炉的概率是非常小。结合出土地点变迁可以推证：淮王府遗址出土的釉里红鼎炉残件，就是《徐氏笔精》记载的永乐四年祭器。明代饶州府文庙原本在城外督军湖北，明末毁坏；清代把文庙搬迁到淮王府旧址，这套古祭器随之迁移过来，三藩之乱文庙遭战火，香炉破碎，残片埋入地下。口沿残存“月、初、壹、日”，缺失文字正是“永乐四年”纪年。既然是同一件，徐氏记载“上署永乐四年造”的纪年款，特别符合祭器的一贯署款习惯，第二，淮王府遗址考古发掘的釉里红三足鼎式炉残件口沿绘饰多个“十”字开光，每个开光内楷书一字，现存四个楷书文字，从右到左，分别为：“月、初、壹、日”，正好是署写纪年的，更加有理由让我们相信目前考古发现缺失的年份文字，应该就是“永乐四年某月”。珠山御窑遗址也出土过永乐元年、永乐四年釉里红供养瓶残片（图7），标本口沿带有“永乐元……供养”、“永乐肆年……公庙供养”楷书铭文，器型就是祭祀三供中的供瓶。这就进一步印证，明初御器厂会烧造带纪年的官方祭祀供器。前述《徐氏笔精》提及的永乐四年铭文，正好与御窑出土的四年铭文盘口瓶对应，也进一步证明，所谓的典型洪武釉里红器物，都是永乐前期烧造的。很有可能是当年一起烧造，是因为烧造发色差或出现事故损毁等原因而丢弃御窑之内。一个关键现象：珠山御器厂历年考古发掘，大量出现永乐纪年瓷片，至今没有出土可靠的洪武纪年御瓷标本。如果洪武二年就设立御器厂，近三十年生产不可能完全不见纪年遗存。如此明确重要的纪年材料的存在，笔者以此为标准件，初步总结梳理其时代特色的纹饰（图8），作为判断永乐早期青花与釉里红器物的依据，是可行的方法。以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瓷器为例，大凡一个皇帝在位时间超过二十年，在器物面貌上必定会有前后明显的差异，甚至出现风格突变，都是符合正常的艺术演进规律。根据以前特色纹饰的区分和颜料、造型等特点分析可知，凡是这类釉里红和青花的大盘大碗、执壶、玉壶春瓶、石榴大罐，绘画风格有别于标准典型永乐御瓷的，都属于永乐七年以前烧造。青花者，是使用了元末遗留下的钴料，釉里红也是如此。（图9）、（图10拍品）、（图11）、（图12）、（图13）、（图14）（图15）基于这批纪年标准器，可以重新划分器物年代：以往被视作洪武的大批青花、釉里红大盘、大碗、玉壶春瓶、执壶、石榴罐，实际是永乐七年之前的赏赉瓷。永乐御瓷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永乐早期赏赉瓷使用元末遗留的钴料，采用高钙釉配青花，釉面变得朦胧半失透状，青花发色偏灰闷；永乐五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之后（永乐五年去，七年夏回），获取新的进口钴料，恢复元代灰釉工艺，青花发色清亮通透，御瓷进入成熟阶段。很多传世旧定为洪武的香炉类器物，根据纹饰比对，也应当调整至永乐早期。例如台北故宫釉里红番莲三足炉、年代上最初定为元，后改为洪武。虽是早期照片，不是真实还原器物色泽质感，但是，其束腰处的缠枝灵芝纹则是属于前述典型的永乐早期器物纹饰，据此即可判断其时间应为永乐早期。图16国家博物馆釉里红龙凤三足炉、纹饰颇为特殊，主题纹饰龙凤题材更多是典型的永宣御瓷风格，三足的兽面加以龙之三爪，设计独特，仅见此一例。口沿的缠枝灵芝纹则是前述典型的永乐早期纹饰，据此也可以重新考订为明永乐早期之物。图17广东省博物馆“寿字号”青花云龙三足炉，器物上缠枝灵芝、龙纹等纹饰，均符合永乐早期特征。现代“洪武官窑瓷器”概念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台北故宫的图录编撰，后世学者受其影响，形成固化认知。部分所谓洪武标准器物，实际属于永乐早期。不少海内外馆藏原定为洪武的三足炉、大罐，参照永乐早期标准纹饰，都需要重新断代。我们应当把永乐七年之前这批为下西洋生产的赏赉瓷，从“洪武官窑”体系剥离出去，还原洪武御瓷本来面貌：以模印龙纹盘碗、高足碗、“春寿”铭梅瓶为代表，与永乐早期赏赉瓷面貌存在明确区分，有待进一步系统梳理。本文节选自《景德镇陶瓷》2023年第4期景德镇明清御窑瓷器研究专刊
品相：口部修復并帶出冲线，器身及底部局部正常开片加深★本品相报告仅供参考，本公司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请竞买人在拍前亲自认真审看拍品原物状态拍品撇口，束颈，垂弧腹，及底内收，下承圈足。通体以釉里红为饰，所饰自上而下多达六层，其中腹部以连续的缠枝花卉纹为主题纹饰，花叶层叠饱满，枝蔓翻转自如，飘逸多姿。与传世同类纹饰相比，拍品纹饰更为繁复满密，台北故宫旧藏釉里红缠枝牡丹纹军持纹饰画法与拍品一致，可资参阅。记录：1.香港苏富比，编号25392.香港苏富比，编号3610（成交价275万港币）明代御器厂设立问题的新思考兼论洪武永乐官窑瓷器再认识黄清华\唐英学社社长\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员一、明代御器厂的设立者与设立原因1990年8月，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御器厂遗址发现明万历青花瓷碑残片标本一件（图1），最早发表见于1992年7月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举办《景德镇出土陶瓷》展览。其厚1.7公分，残长12.1公分，瓷碑一面施白釉，上部边线内青花火珠龙纹，龙为双角五爪。中部青花楷书碑文，每行之间以暗刻直线分隔，宛若笺纸，现残存11行，内容具体如下：新建御器厂后山…钦差提督江西矿税烧造采木查盘……命中官马公建厂于是，以董烧造。厂之基延袤三四里……皇上于龙飞己亥之岁，命余榷采总理……。对照碑文中“钦差提督江西矿税烧造采木查盘”等文字，结合《明史·宦官传》记载，可确定立碑人为万历矿税太监潘相。碑文“己亥之岁”即万历二十七年（1599），该年潘相接管御器厂督陶事务。潘相撰文虽然现存不全，但是其对于明代御器厂研究最为关键的信息却依旧保存，概括为：“成祖文皇帝···命中官马公建厂于是，以董烧造。”其意为成祖文皇帝，即是永乐皇帝朱棣，他委任“马公”选择在珠山建“御器厂”，用于管理御瓷烧造事务。此处透露三大信息：一、御器厂设立于永乐时期，设立的意旨来自永乐皇帝本人。二、御器厂设立的具体负责人为“马公”。三、御器厂选址在珠山。此处“马公”，就是郑和。郑和原本姓马，永乐二年正月初一，明成祖赐姓郑，授内官监太监。依据《故马公墓志铭》、《古今识鉴》、《郑和家谱》等材料，郑和十岁被俘入燕王府，靖难之役立下战功，得到朱棣深度信任，升任内官监太监。明代内官监是明初最重要宦官机构，职能近似外廷工部，掌管宫廷各类成造、器用、物料。御器厂归内官监管辖，郑和作为内官监首领，直接承担御器厂的创建工作。潘相为万历朝宦官，与郑和虽相隔百余年，但同属明代内府宦官系统。御器厂自永乐起就由中官驻厂督理，内廷保存有完整档案记录，宦官群体对御器厂起源的认知，可信度很高。也不排除万历时期珠山厂区内还保存有明初旧碑，公开存在于御器厂之内，因此，在明后期，熟知御器厂的人都清楚御器厂的历史由来。那么，为什么需要设立御器厂？在景德镇需要朝廷设立如此一个机构，必须有一个重大的历史契机和时代背景。与之最为相关的历史契机正是郑和下西洋，据《明太宗实录》记载，郑和首次下西洋的时间是“永乐三年六月己卯”，即西元1405年7月11日。无论永乐皇帝派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但是，下西洋的准备和携带的赏赉礼物等重要内容，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瓷器一项，更加是赏赉国礼之中的重点，数量必定不会少，郑和应该竭力筹备与提前安排。例如宣德时期曾为工部郎中王士嘉的自身经历，可获印证。“永乐初，擢为陕西按察佥事，所至无冤民，以西域贡使失供应，三司皆坐免。未几，公复起监饶州陶器，凡三十余万皆如期而办。”此处所言三十多万件瓷器，并非内府御瓷，而应是为了满足下西洋之需的赏赉瓷。因此，依据西洋诸国的生活风俗，大盘大碗为常，正是迎合其所需。珠山所出土的明初青花或釉里红大碗大盘即是明确的赏赉瓷，从烧造伊始，官方即已明确其功用属性。反观洪武一朝，烧造御瓷，多有节俭之思想，择彼时民窑优胜者承接任务，不限一家一地。面对着需求数以万计的赏赉国礼瓷器，从前的模式肯定不能满足当下的新重大任务，以珠山为新基地的御器厂就应运而生。选址珠山，出于地理条件考量。珠山地势高耸，景德镇地下水位高，雨季水患频发，窑场长期生产容易形成低洼积水，高地能够保障窑炉稳定生产。至于郑和本人是否亲临景德镇，史书失载，但作为下西洋总负责人，他必然派遣亲信驻厂督造，保障国礼瓷器供应。传统关于明代御器厂设立的年代问题上，一直的存在分歧，主要是有洪武二年之说与洪武三十五年之说的差别，如今，我们重新梳理文献，结合潘相撰写的碑记内容，予以重新审视与思考。明清两代记录有关的史料简单整理如下：1、明正德六年本《饶州府志》卷二“公署”之“鄱阳县·御器厂”条载：“御器厂，即旧少监厅,在月波门外,宣德间创,每岁贡瓷器,太监驻此检封以进。”2、明嘉靖四年本《江西通志》卷之八“公署·饶州府·御器厂”条载：“御器厂，在府城月波门外，宣德间创,内臣驻此检封进御瓷器，嘉靖改元，诏革内臣，唯厂存。”3、明嘉靖十九年詹珊《重建敕封万硕师主佑陶庙碑记》载:（图2封底）“至我朝洪武末始建御器厂，督以中官，洪熙间少监张善始祀祐陶之神，建庙厂内曰师主者，姓赵名慨字叔朋，尝仕晋朝，道通仙秘，法济生灵，故秩封万硕爵视侯王，以其神异，足以显赫今古也。”4、明嘉靖王宗沐首修、万历陆万垓增修《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之“陶政”条载：（图3）“国朝洪武初，镇如旧，属饶州府浮梁县。正德初，置御器厂专管御器，先以兵兴议寝陶息民，至是复置。”（明嘉靖王宗沐修）“洪武三十五年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御厂一所，官窑二十座。宣德中以营缮所丞专督工匠。正统初罢，天顺丁丑仍委中官烧造。嘉靖改元，诏革中官，以饶州府佐贰督之。”（万历陆万垓增修）5、明崇祯十年《关中王老公祖鼎建贻休堂记》石碑载：“我太祖高皇帝三十五年，改陶厂为御器厂，钦命中官一员，特董烧造。”6、清康熙二十一年本《浮梁县志》之“陶政”载:“明洪武初，始烧造岁解。正德初置御器厂，专管御器，先以兵兴议寝陶息民，至是复置。宣德中以营缮所丞专督工匠。正统初罢，天顺丁丑仍委中官烧造。嘉靖改元，诏革中官，以饶州府佐贰督之，后更议于各府佐选轮管理。”7、清乾隆七年《浮梁县志》之“建置”载：“御器厂，建于里仁都珠山之南，明洪武二年设厂制陶，以供尚方之用，规制既弘，迨后基益扩，辟垣五里许。永乐间,部使祁鸿莅事至厂,建堂曰秉成，立四门:东曰熙春，南曰阜安，西曰澄川，北曰待诏。”8、清乾隆后期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一之“图说·景德镇”条载：“明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从以上文献得出几点认识：第一，明人对于明代内府烧造御瓷与御器厂的设立时间的表述是清晰准确的，认为这是两个事件，从文献1至文献6，看得出明代与清康熙以前的文献都是记载御器厂是建立于明洪武三十五年或洪武末年，多位身份不同的人皆表述相同的内容，绝非空穴来风，更何况是明朝人记述明朝事，不宜轻易否定。第二，洪武二年说则是最早来自文献7乾隆七年本《浮梁县志》，是对文献6理解偏差导致的错误结论，修志者混淆两件史实：洪武初年已经有供御瓷器烧造，不等于洪武二年就在珠山设立御器厂。洪武二年朝廷议定祭器用瓷，但此时只是委托民窑分散生产，没有珠山专厂。《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四记载，洪武二年八月:“今拟凡祭器皆用瓷。”导致乾隆七年修县志者，才得出这样的认知：“珠山之南，明洪武二年设厂制陶，以供尚方之用。”之后《景德镇陶录》沿袭此错误，后世广泛引用。洪武政权初建，天下尚未完全平定，明太祖厉行节俭，没有条件在珠山大规模建设御器厂。窑址考古也印证：珠山遗址不见洪武御瓷集中堆积，洪武御瓷标本大量出土于珠山之外老城区民窑遗址。二、釉里红品类烧造年代讨论在传统主流观点里面，认为釉里红是洪武一朝御窑的主要产品，包括大盘大碗石榴大罐等大型器物和一些墩式碗、劝盘、执壶、玉壶春瓶，其中最少的是鼎式炉。近年明初釉里红实物最重要的发现则是明淮王府遗址出土釉里红三足鼎式炉残件一组。（图4）由九块碎片拼合，口沿开光残存楷书“月、初、壹、日”四字，（图5）釉里红发色纯正，如此鲜艳，极为难得，绘画线条流畅，图案清晰。白釉凝厚，乳浊流淌，呈失透状，胎体厚重，一些断面可见清晰的胎接痕。发掘者依据当前学术界的主流意见定之为洪武时期，也是是次考古发掘重大的收获之一。但该器物出土层位背景需要重新辨析：淮王府是宣德十年之后修建的藩王府邸，明末焚毁。清顺治七年，官府将淮王府废址改建饶州府文庙，三藩之乱时期文庙遭到严重破坏，康熙十八年重修。也就是说，这件香炉残件，是清代文庙遗址的遗物，并不代表属于明代淮王府。近年发现明晚期人徐㶿的记述颇为有趣。在其《徐氏笔精》卷八（图6）中如此记述：“窑变。饶州府学神库中，有窑变香炉一、花瓶二，相传旧为回青所画，变成赤色，今花纹或淡或浓，宛然锦绣，上署永乐四年造，但神炉非玩器也。”以上文献初步解读：明后期的徐氏知道在饶州府文庙储存祭器的库房里面保存有一套色釉特殊的瓷质三供：一香炉二花瓶，相传原本回青绘画，烧成之后变为赤色，器物上面书写“永乐四年造”，属于祭祀礼器，并非文玩。明代所说“窑变”，专指烧制过程中温度变化带来釉色的自然异变。晚明人已经不熟悉釉里红工艺，看到鲜艳红色釉面，便误认为是青花料发生窑变。这套器物是完整的“三供”，符合元明祭祀礼制。目前所知明初釉里红大香炉极为罕见，可以推知当年实际烧造的数量也是很少，由此，可以想象一个小小的饶州府城内会有两个明初釉里红大香炉的概率是非常小。结合出土地点变迁可以推证：淮王府遗址出土的釉里红鼎炉残件，就是《徐氏笔精》记载的永乐四年祭器。明代饶州府文庙原本在城外督军湖北，明末毁坏；清代把文庙搬迁到淮王府旧址，这套古祭器随之迁移过来，三藩之乱文庙遭战火，香炉破碎，残片埋入地下。口沿残存“月、初、壹、日”，缺失文字正是“永乐四年”纪年。既然是同一件，徐氏记载“上署永乐四年造”的纪年款，特别符合祭器的一贯署款习惯，第二，淮王府遗址考古发掘的釉里红三足鼎式炉残件口沿绘饰多个“十”字开光，每个开光内楷书一字，现存四个楷书文字，从右到左，分别为：“月、初、壹、日”，正好是署写纪年的，更加有理由让我们相信目前考古发现缺失的年份文字，应该就是“永乐四年某月”。珠山御窑遗址也出土过永乐元年、永乐四年釉里红供养瓶残片（图7），标本口沿带有“永乐元……供养”、“永乐肆年……公庙供养”楷书铭文，器型就是祭祀三供中的供瓶。这就进一步印证，明初御器厂会烧造带纪年的官方祭祀供器。前述《徐氏笔精》提及的永乐四年铭文，正好与御窑出土的四年铭文盘口瓶对应，也进一步证明，所谓的典型洪武釉里红器物，都是永乐前期烧造的。很有可能是当年一起烧造，是因为烧造发色差或出现事故损毁等原因而丢弃御窑之内。一个关键现象：珠山御器厂历年考古发掘，大量出现永乐纪年瓷片，至今没有出土可靠的洪武纪年御瓷标本。如果洪武二年就设立御器厂，近三十年生产不可能完全不见纪年遗存。如此明确重要的纪年材料的存在，笔者以此为标准件，初步总结梳理其时代特色的纹饰（图8），作为判断永乐早期青花与釉里红器物的依据，是可行的方法。以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瓷器为例，大凡一个皇帝在位时间超过二十年，在器物面貌上必定会有前后明显的差异，甚至出现风格突变，都是符合正常的艺术演进规律。根据以前特色纹饰的区分和颜料、造型等特点分析可知，凡是这类釉里红和青花的大盘大碗、执壶、玉壶春瓶、石榴大罐，绘画风格有别于标准典型永乐御瓷的，都属于永乐七年以前烧造。青花者，是使用了元末遗留下的钴料，釉里红也是如此。（图9）、（图10拍品）、（图11）、（图12）、（图13）、（图14）（图15）基于这批纪年标准器，可以重新划分器物年代：以往被视作洪武的大批青花、釉里红大盘、大碗、玉壶春瓶、执壶、石榴罐，实际是永乐七年之前的赏赉瓷。永乐御瓷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永乐早期赏赉瓷使用元末遗留的钴料，采用高钙釉配青花，釉面变得朦胧半失透状，青花发色偏灰闷；永乐五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之后（永乐五年去，七年夏回），获取新的进口钴料，恢复元代灰釉工艺，青花发色清亮通透，御瓷进入成熟阶段。很多传世旧定为洪武的香炉类器物，根据纹饰比对，也应当调整至永乐早期。例如台北故宫釉里红番莲三足炉、年代上最初定为元，后改为洪武。虽是早期照片，不是真实还原器物色泽质感，但是，其束腰处的缠枝灵芝纹则是属于前述典型的永乐早期器物纹饰，据此即可判断其时间应为永乐早期。图16国家博物馆釉里红龙凤三足炉、纹饰颇为特殊，主题纹饰龙凤题材更多是典型的永宣御瓷风格，三足的兽面加以龙之三爪，设计独特，仅见此一例。口沿的缠枝灵芝纹则是前述典型的永乐早期纹饰，据此也可以重新考订为明永乐早期之物。图17广东省博物馆“寿字号”青花云龙三足炉，器物上缠枝灵芝、龙纹等纹饰，均符合永乐早期特征。现代“洪武官窑瓷器”概念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台北故宫的图录编撰，后世学者受其影响，形成固化认知。部分所谓洪武标准器物，实际属于永乐早期。不少海内外馆藏原定为洪武的三足炉、大罐，参照永乐早期标准纹饰，都需要重新断代。我们应当把永乐七年之前这批为下西洋生产的赏赉瓷，从“洪武官窑”体系剥离出去，还原洪武御瓷本来面貌：以模印龙纹盘碗、高足碗、“春寿”铭梅瓶为代表，与永乐早期赏赉瓷面貌存在明确区分，有待进一步系统梳理。本文节选自《景德镇陶瓷》2023年第4期景德镇明清御窑瓷器研究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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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的品相状况如何？
口部修復并帶出冲线，器身及底部局部正常开片加深★本品相报告仅供参考，本公司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请竞买人在拍前亲自认真审看拍品原物状态拍品撇口，束颈，垂弧腹，及底内收，下承圈足。通体以釉里红为饰，所饰自上而下多达六层，其中腹部以连续的缠枝花卉纹为主题纹饰，花叶层叠饱满，枝蔓翻转自如，飘逸多姿。与传世同类纹饰相比，拍品纹饰更为繁复满密，台北故宫旧藏釉里红缠枝牡丹纹军持纹饰画法与拍品一致，可资参阅。记录：1.香港苏富比，编号25392.香港苏富比，编号3610（成交价275万港币）明代御器厂设立问题的新思考兼论洪武永乐官窑瓷器再认识黄清华\唐英学社社长\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员一、明代御器厂的设立者与设立原因1990年8月，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御器厂遗址发现明万历青花瓷碑残片标本一件（图1），最早发表见于1992年7月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举办《景德镇出土陶瓷》展览。其厚1.7公分，残长12.1公分，瓷碑一面施白釉，上部边线内青花火珠龙纹，龙为双角五爪。中部青花楷书碑文，每行之间以暗刻直线分隔，宛若笺纸，现残存11行，内容具体如下：新建御器厂后山…钦差提督江西矿税烧造采木查盘……命中官马公建厂于是，以董烧造。厂之基延袤三四里……皇上于龙飞己亥之岁，命余榷采总理……。对照碑文中“钦差提督江西矿税烧造采木查盘”等文字，结合《明史·宦官传》记载，可确定立碑人为万历矿税太监潘相。碑文“己亥之岁”即万历二十七年（1599），该年潘相接管御器厂督陶事务。潘相撰文虽然现存不全，但是其对于明代御器厂研究最为关键的信息却依旧保存，概括为：“成祖文皇帝···命中官马公建厂于是，以董烧造。”其意为成祖文皇帝，即是永乐皇帝朱棣，他委任“马公”选择在珠山建“御器厂”，用于管理御瓷烧造事务。此处透露三大信息：一、御器厂设立于永乐时期，设立的意旨来自永乐皇帝本人。二、御器厂设立的具体负责人为“马公”。三、御器厂选址在珠山。此处“马公”，就是郑和。郑和原本姓马，永乐二年正月初一，明成祖赐姓郑，授内官监太监。依据《故马公墓志铭》、《古今识鉴》、《郑和家谱》等材料，郑和十岁被俘入燕王府，靖难之役立下战功，得到朱棣深度信任，升任内官监太监。明代内官监是明初最重要宦官机构，职能近似外廷工部，掌管宫廷各类成造、器用、物料。御器厂归内官监管辖，郑和作为内官监首领，直接承担御器厂的创建工作。潘相为万历朝宦官，与郑和虽相隔百余年，但同属明代内府宦官系统。御器厂自永乐起就由中官驻厂督理，内廷保存有完整档案记录，宦官群体对御器厂起源的认知，可信度很高。也不排除万历时期珠山厂区内还保存有明初旧碑，公开存在于御器厂之内，因此，在明后期，熟知御器厂的人都清楚御器厂的历史由来。那么，为什么需要设立御器厂？在景德镇需要朝廷设立如此一个机构，必须有一个重大的历史契机和时代背景。与之最为相关的历史契机正是郑和下西洋，据《明太宗实录》记载，郑和首次下西洋的时间是“永乐三年六月己卯”，即西元1405年7月11日。无论永乐皇帝派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但是，下西洋的准备和携带的赏赉礼物等重要内容，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瓷器一项，更加是赏赉国礼之中的重点，数量必定不会少，郑和应该竭力筹备与提前安排。例如宣德时期曾为工部郎中王士嘉的自身经历，可获印证。“永乐初，擢为陕西按察佥事，所至无冤民，以西域贡使失供应，三司皆坐免。未几，公复起监饶州陶器，凡三十余万皆如期而办。”此处所言三十多万件瓷器，并非内府御瓷，而应是为了满足下西洋之需的赏赉瓷。因此，依据西洋诸国的生活风俗，大盘大碗为常，正是迎合其所需。珠山所出土的明初青花或釉里红大碗大盘即是明确的赏赉瓷，从烧造伊始，官方即已明确其功用属性。反观洪武一朝，烧造御瓷，多有节俭之思想，择彼时民窑优胜者承接任务，不限一家一地。面对着需求数以万计的赏赉国礼瓷器，从前的模式肯定不能满足当下的新重大任务，以珠山为新基地的御器厂就应运而生。选址珠山，出于地理条件考量。珠山地势高耸，景德镇地下水位高，雨季水患频发，窑场长期生产容易形成低洼积水，高地能够保障窑炉稳定生产。至于郑和本人是否亲临景德镇，史书失载，但作为下西洋总负责人，他必然派遣亲信驻厂督造，保障国礼瓷器供应。传统关于明代御器厂设立的年代问题上，一直的存在分歧，主要是有洪武二年之说与洪武三十五年之说的差别，如今，我们重新梳理文献，结合潘相撰写的碑记内容，予以重新审视与思考。明清两代记录有关的史料简单整理如下：1、明正德六年本《饶州府志》卷二“公署”之“鄱阳县·御器厂”条载：“御器厂，即旧少监厅,在月波门外,宣德间创,每岁贡瓷器,太监驻此检封以进。”2、明嘉靖四年本《江西通志》卷之八“公署·饶州府·御器厂”条载：“御器厂，在府城月波门外，宣德间创,内臣驻此检封进御瓷器，嘉靖改元，诏革内臣，唯厂存。”3、明嘉靖十九年詹珊《重建敕封万硕师主佑陶庙碑记》载:（图2封底）“至我朝洪武末始建御器厂，督以中官，洪熙间少监张善始祀祐陶之神，建庙厂内曰师主者，姓赵名慨字叔朋，尝仕晋朝，道通仙秘，法济生灵，故秩封万硕爵视侯王，以其神异，足以显赫今古也。”4、明嘉靖王宗沐首修、万历陆万垓增修《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之“陶政”条载：（图3）“国朝洪武初，镇如旧，属饶州府浮梁县。正德初，置御器厂专管御器，先以兵兴议寝陶息民，至是复置。”（明嘉靖王宗沐修）“洪武三十五年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御厂一所，官窑二十座。宣德中以营缮所丞专督工匠。正统初罢，天顺丁丑仍委中官烧造。嘉靖改元，诏革中官，以饶州府佐贰督之。”（万历陆万垓增修）5、明崇祯十年《关中王老公祖鼎建贻休堂记》石碑载：“我太祖高皇帝三十五年，改陶厂为御器厂，钦命中官一员，特董烧造。”6、清康熙二十一年本《浮梁县志》之“陶政”载:“明洪武初，始烧造岁解。正德初置御器厂，专管御器，先以兵兴议寝陶息民，至是复置。宣德中以营缮所丞专督工匠。正统初罢，天顺丁丑仍委中官烧造。嘉靖改元，诏革中官，以饶州府佐贰督之，后更议于各府佐选轮管理。”7、清乾隆七年《浮梁县志》之“建置”载：“御器厂，建于里仁都珠山之南，明洪武二年设厂制陶，以供尚方之用，规制既弘，迨后基益扩，辟垣五里许。永乐间,部使祁鸿莅事至厂,建堂曰秉成，立四门:东曰熙春，南曰阜安，西曰澄川，北曰待诏。”8、清乾隆后期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一之“图说·景德镇”条载：“明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从以上文献得出几点认识：第一，明人对于明代内府烧造御瓷与御器厂的设立时间的表述是清晰准确的，认为这是两个事件，从文献1至文献6，看得出明代与清康熙以前的文献都是记载御器厂是建立于明洪武三十五年或洪武末年，多位身份不同的人皆表述相同的内容，绝非空穴来风，更何况是明朝人记述明朝事，不宜轻易否定。第二，洪武二年说则是最早来自文献7乾隆七年本《浮梁县志》，是对文献6理解偏差导致的错误结论，修志者混淆两件史实：洪武初年已经有供御瓷器烧造，不等于洪武二年就在珠山设立御器厂。洪武二年朝廷议定祭器用瓷，但此时只是委托民窑分散生产，没有珠山专厂。《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四记载，洪武二年八月:“今拟凡祭器皆用瓷。”导致乾隆七年修县志者，才得出这样的认知：“珠山之南，明洪武二年设厂制陶，以供尚方之用。”之后《景德镇陶录》沿袭此错误，后世广泛引用。洪武政权初建，天下尚未完全平定，明太祖厉行节俭，没有条件在珠山大规模建设御器厂。窑址考古也印证：珠山遗址不见洪武御瓷集中堆积，洪武御瓷标本大量出土于珠山之外老城区民窑遗址。二、釉里红品类烧造年代讨论在传统主流观点里面，认为釉里红是洪武一朝御窑的主要产品，包括大盘大碗石榴大罐等大型器物和一些墩式碗、劝盘、执壶、玉壶春瓶，其中最少的是鼎式炉。近年明初釉里红实物最重要的发现则是明淮王府遗址出土釉里红三足鼎式炉残件一组。（图4）由九块碎片拼合，口沿开光残存楷书“月、初、壹、日”四字，（图5）釉里红发色纯正，如此鲜艳，极为难得，绘画线条流畅，图案清晰。白釉凝厚，乳浊流淌，呈失透状，胎体厚重，一些断面可见清晰的胎接痕。发掘者依据当前学术界的主流意见定之为洪武时期，也是是次考古发掘重大的收获之一。但该器物出土层位背景需要重新辨析：淮王府是宣德十年之后修建的藩王府邸，明末焚毁。清顺治七年，官府将淮王府废址改建饶州府文庙，三藩之乱时期文庙遭到严重破坏，康熙十八年重修。也就是说，这件香炉残件，是清代文庙遗址的遗物，并不代表属于明代淮王府。近年发现明晚期人徐㶿的记述颇为有趣。在其《徐氏笔精》卷八（图6）中如此记述：“窑变。饶州府学神库中，有窑变香炉一、花瓶二，相传旧为回青所画，变成赤色，今花纹或淡或浓，宛然锦绣，上署永乐四年造，但神炉非玩器也。”以上文献初步解读：明后期的徐氏知道在饶州府文庙储存祭器的库房里面保存有一套色釉特殊的瓷质三供：一香炉二花瓶，相传原本回青绘画，烧成之后变为赤色，器物上面书写“永乐四年造”，属于祭祀礼器，并非文玩。明代所说“窑变”，专指烧制过程中温度变化带来釉色的自然异变。晚明人已经不熟悉釉里红工艺，看到鲜艳红色釉面，便误认为是青花料发生窑变。这套器物是完整的“三供”，符合元明祭祀礼制。目前所知明初釉里红大香炉极为罕见，可以推知当年实际烧造的数量也是很少，由此，可以想象一个小小的饶州府城内会有两个明初釉里红大香炉的概率是非常小。结合出土地点变迁可以推证：淮王府遗址出土的釉里红鼎炉残件，就是《徐氏笔精》记载的永乐四年祭器。明代饶州府文庙原本在城外督军湖北，明末毁坏；清代把文庙搬迁到淮王府旧址，这套古祭器随之迁移过来，三藩之乱文庙遭战火，香炉破碎，残片埋入地下。口沿残存“月、初、壹、日”，缺失文字正是“永乐四年”纪年。既然是同一件，徐氏记载“上署永乐四年造”的纪年款，特别符合祭器的一贯署款习惯，第二，淮王府遗址考古发掘的釉里红三足鼎式炉残件口沿绘饰多个“十”字开光，每个开光内楷书一字，现存四个楷书文字，从右到左，分别为：“月、初、壹、日”，正好是署写纪年的，更加有理由让我们相信目前考古发现缺失的年份文字，应该就是“永乐四年某月”。珠山御窑遗址也出土过永乐元年、永乐四年釉里红供养瓶残片（图7），标本口沿带有“永乐元……供养”、“永乐肆年……公庙供养”楷书铭文，器型就是祭祀三供中的供瓶。这就进一步印证，明初御器厂会烧造带纪年的官方祭祀供器。前述《徐氏笔精》提及的永乐四年铭文，正好与御窑出土的四年铭文盘口瓶对应，也进一步证明，所谓的典型洪武釉里红器物，都是永乐前期烧造的。很有可能是当年一起烧造，是因为烧造发色差或出现事故损毁等原因而丢弃御窑之内。一个关键现象：珠山御器厂历年考古发掘，大量出现永乐纪年瓷片，至今没有出土可靠的洪武纪年御瓷标本。如果洪武二年就设立御器厂，近三十年生产不可能完全不见纪年遗存。如此明确重要的纪年材料的存在，笔者以此为标准件，初步总结梳理其时代特色的纹饰（图8），作为判断永乐早期青花与釉里红器物的依据，是可行的方法。以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瓷器为例，大凡一个皇帝在位时间超过二十年，在器物面貌上必定会有前后明显的差异，甚至出现风格突变，都是符合正常的艺术演进规律。根据以前特色纹饰的区分和颜料、造型等特点分析可知，凡是这类釉里红和青花的大盘大碗、执壶、玉壶春瓶、石榴大罐，绘画风格有别于标准典型永乐御瓷的，都属于永乐七年以前烧造。青花者，是使用了元末遗留下的钴料，釉里红也是如此。（图9）、（图10拍品）、（图11）、（图12）、（图13）、（图14）（图15）基于这批纪年标准器，可以重新划分器物
拍品的尺寸是多少？
高32.7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