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 328 明 何朝宗制德化白瓷高士立像

明 何朝宗制德化白瓷高士立像

RMB 420,000

未知

H45.8cm

未知

尺寸：H45.8cm
款识:何朝宗葫芦款款识:何朝宗葫芦款嘉靖以降，明朝国力衰微，文人士大夫阶层，无论程朱一脉或是陆王一派，以“经世致用”为理想根基者皆被消耗殆尽。而承接万历中兴之后的物质充盈与市民文化勃兴，又使其得以摆脱单一仕途依附，转而追求个体精神与审美趣味的伸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张力之中，明末两大文儒学派第次勃兴，公安派高举“独抒性灵”之旗，张扬真率自然、反对因袭格套；竟陵派，则转向幽深孤峭之境，刻意开掘个体生命的冷隽与内省。两者虽风貌殊异，却几乎决定了非官制体系下的明末美学风气。在此文化语境之下，德化白瓷名家何朝宗的瓷塑艺术，便不应仅被视为工艺成就的孤立呈现，而更应置于晚明审美转型与文人心态变迁的整体脉络中加以观照。其塑像所体现出的宁静内敛、神韵含蓄与超逸尘俗，是整个明末美学的具象化体现。由是观之，何朝宗之作，既是宗教造像与匠作传统的延续，更是晚明文人精神在物质文化层面的折射与凝结。然自闽王审知兴佛以来，留从效、陈洪进等闽地统治者都大力推崇道教，兴建宫观庙宇，受此影响目前海内外47件馆藏何朝宗款作品中无一例外皆为佛道人物，未见其他题材有落其款者，这就更显东方朔像弥足珍贵。今日所见“何朝宗”葫芦款及“杨□保记”篆书方款东方朔立像，应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非宗教题材的何朝宗款塑像，也可称其为何氏瓷塑的一件重要代表。东方朔立像高度为45.8公分，通体施白釉，胎釉温润莹洁，呈象牙白、猪油白之质感，光影下肌理明灭，凸处清亮、凹处沉润，软硬相济。文人头戴巾帻，身着道服，丝绦系于腹上，足踩云头履立于江崖。身姿胸次含蓄，脊背轩拔，中正端凝沉静有度。面相开脸精妙，低眉垂目，慈和静穆，是为“何来面”，传神入微。衣纹线条尤见功力，以“捏、塑、雕、镂”八字技法雕琢，深秀洗练，圆劲流畅，如流水回风，具“吴带当风”之韵，可称见处无风但徐徐。足下江崖怪畸竦峙，海水奔腾似噀天为白。整体气韵清雅超逸，静中寓动，既存宗教之庄严，又含人间之温良，臻于“形神兼备、天人合一”之境，大有“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之感。底胎无釉处可见胎骨白皙紧密，可见钵烧时细微沙痕，中空之处又灌釉水，可见其时代特征。方朔所带头巾为帻，目前馆藏之中见德化塑像带帻者二例，一例也为故宫博物院何朝宗款鹿鹤仙人像（如图1），另一例为故宫博物院藏筍江山人款东方朔立像。帻巾虽为明末文人日常佩戴之物，然多加网巾、冠于上，现实情况下反而是极少数人会只带四方帻，一为美观，二合儒制，目前所见馆藏明代帻巾几乎都伴有网巾出现。在这样严格的儒制下使得明末文人将心境中对自身自由的追求灌注于诗文或器物上，在他们的幻想中所见高士皆坦胸而着童子髻（四方帻巾也多用于童子），或为李太白高绾双髽髻（也用于童子）。李贽《童心说》言：“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近乎明末士人接受其影响，在去伪存真乃至破除教条这样的心理预期之上，最终能得到的就是衣着洒脱、神情缥缈的汉代“智圣”与唐代“诗仙”。此类瓷塑几乎都为明末清初制作，除了文人热爱幻想自己成为高士之外，皇帝也不例外，《胤禛行乐图》中雍正皇帝不止一次地头戴四方帻巾，作仙人样（如图2）。足部刻画在明清两代的德化塑像中多为赤足，本拍品则着履，可对比福建省博一例着履何朝宗款文昌帝君像（如图3）以及故宫博物院何朝宗款鹿鹤仙人像，所见何朝宗款识常着履者仅文昌、关公、寿星三例题材，且多为素履，并无任何装饰。这样的一种考量可能出于儒制服的特定要求。但是鹿鹤仙人及本拍品皆着云头履（或登云履），云头履在是典型的明代鞋履，目前山东博物院的一件品相完好的明制云头履可供参考（如图4）。清代时期沿用明制云履，但普遍都会把鞋底纳厚，做倒梯形鞋底，不似明制扁平。并且将本品对比鹿鹤仙人像中的云头履刻画程度，会发现后者仅在鞋头做出了刻画，鞋背依旧素面。然本品的鞋背则做出了布面纹线，于此尤可小中见大，诚为来观公费心力之作。拍品整尊造像胎体厚实、胎质洁白细腻，釉质肥厚光润，釉面光亮晶莹，工艺流畅精湛，从艺术史学角度上，这尊造像吸收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造像的优秀传统，并在晚明的社会世俗生活中加以提炼，兼具了东方朔作为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浩然之气与风骨，以及作为民间信仰的超绝凡俗，与之凝视，清雅澄明，让人心生欢喜，倍感亲切，可谓是明代何朝宗亲制塑像的罕见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