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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東波齋舊藏
亞洲重要私人收藏
出版:《Ancient Chinese Bronze Masterpieces》,台灣,2008年,頁2-3
《Chine de Bronze et D`or: Collection Dong Bo Zhai》,希拉克博物館,薩朗市,圖版8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卷3,上海,2016年, 編號0876
展覽:希拉克博物館,《Chine de Bronze et D`or: Collection Dong Bo Zhai》,薩朗市,2011年6月1日-11月13日
鮑爾基金會遠東藝術博物館,《Chine de Bronze et D`or: Collection Dong Bo Zhai》,日內瓦, 2011年12月2日-2012年4月1日
銘文:「公作寶尊彝,其萬年永寶」
本器為西周早期青銅「公」卣,器呈梨形,器體寬重碩大,子母合蓋,卣蓋、卣體、圈足自上而下沿中線四出扉棱,內卷式齒牙並陰刻線條分割獸面紋,蓋上為長方形圓角捉手紐,紐頂主體為鳳鳥紋,回紋地紋,半圓式提梁,下斂上侈,兩端套接圓雕羊角獸首,卣體長頸直口鼓腹,前後頸飾兩組分尾鳥紋,中間有高浮雕獸首,頸下有兩道弦紋過渡到腹部主體紋飾,主體為高浮雕卷角式饕餮紋,並有回紋地紋。圈足折沿微外撇,前後兩組鳳鳥紋,回首外盼。卣體內部與蓋內各有銘文「公作寶尊彝,其萬年永寶」。
本器器型優美,紋飾深邃有力,其藝術性可以堪稱西周早期青銅卣的佼佼者。茲引學者陳夢家的一番話來說明青銅器的重要性,《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525:「中國青銅器所具有的美感和藝術性,主要靠它的器形,精美的紋飾和銘文,但是,更多的是靠其總的印象的諧調效果。如果我們從藝術史的觀點研究青銅器,就會發現由於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它在各個方面形成的自然的和系統的發展。因而,我們能夠對器形和式樣的複雜變化作出系統的整理。這對於瞭解當時的社會習俗,揭示它們所受到的地域影響,以及重建、核對、補充不完整的歷史文獻,將大有裨益。」
本器所具有的美感就是源自它的器型、紋飾、銘文,若要了解本器的重要性,須從鑄造工藝、器型、銘文上逐一介紹。青銅卣起源於商早期,是專門盛裝祭祀用香酒的禮器,這種酒是由糧食酒和在水中煮熟的香草混合而成。到了商晚期青銅卣達到巔峰,西周後期則退出了歷史舞台,從鑄造的工藝上分析,青銅卣是酒器中最難鑄造的器物,參考學者李新秦手繪的青銅卣鑄造復原圖(附圖1)可以知道本器的鑄造步驟,古人先製作卣體泥模,為了處理複雜的紋飾,於是製作四條扉棱,將卣體分割為四個區域,沿四扉棱分開四塊範,每一塊範的兩邊各鏤空刻出扉棱的一半,然後各自雕刻細緻紋飾,但由於紋飾形狀迂迴曲折,所以脫模起範難度極高,西周中期以後青銅鑄造工藝水平下降,這種複雜的紋飾圖案亦因此消失。第二步則是製作腹腔泥芯(附圖2),泥芯的大小尺寸決定了卣體的容量,本器壁厚均勻,胎體厚重,沒有出現銅水澆鑄不足、殘餘銅渣、器體塌陷等問題,在三千年前的古代是極難做到。第三步則是在泥模與泥芯之間放入墊片,墊片的厚薄決定了本器的厚度,最後以榫卯式將泥模與泥芯裝配(附圖3),然後加熱泥模,倒置模範,沿澆道自卣體圈足注入銅水,最後脫模打磨成型。卣蓋鑄造步驟(附圖4)大致相近,蓋面也是採用分範法鑄造,沿四道扉棱分成四塊範,並且同樣需要製作泥範然後倒置澆鑄銅水。提梁鑄造步驟(附圖5)則採用另一種方法——分鑄鑄接法完成,提梁形態複雜,既有高浮雕圓雕獸首,又要與卣體連接,所以提梁條與左右獸首是分開三部分獨立製作泥範,分鑄完成後,卣體與提梁進行套接范鑄,先為卣體製作環耳泥範,環耳上的泥層厚度就是兩環套接的空隙,本提梁卣環耳間隙很小,這層泥如同在環耳範上刷了一層薄薄的塗料,難度極高。最後套接提梁與卣體,然後澆注銅水。
鑄造一件青銅卣從製作泥範到脫模打磨需要經歷數十道步驟,當一件青銅卣的藝術性增加的同時,也需要製作更複雜的泥範,甚至製作更多的分範,但當範塊分拆得越多,定位、裝配的誤差值就越大,成品率就越低,所以有些青銅器能清晰地觀察到紋飾位移的缺陷。但觀察本提梁卣,幾乎沒有出現位移的問題,而各處細節紋飾交代清楚,可想而知,在古代如此有限的條件之下,製作的工匠能夠執簡馭繁,製作出如此複雜的青銅卣,是中國青銅史上其中一件教科書級別的藝術品。
從紋飾上研究,本器紋飾深邃有力,上承殷商以莊敬肅穆的精神鑄造銅器,下啟西周鳳鳥紋紋飾。同類西周早期三層花滿工青銅卣可以參閱潘祖蔭、端方舊藏,東京根津美術館藏商晚期祖乙卣(附圖6)、哈佛大學博物館藏西周早期士上卣(又名臣辰冊侁卣),館藏編號:1943.52.95(附圖7)、大都會博物館藏西周早中期青銅提梁卣,館藏編號:1987.310a, b(附圖8)。四器並置,我們能利用館藏標準器的紋飾為本器斷代,從紋飾上可知本器與商晚期祖乙卣相近,只有蓋頂不同,祖乙卣為商晚期流行的瓜棱紐,而本器則是西周初流行的鳳鳥紋圈紐。從主體紋飾上斷代,哈佛大學所藏與本器相近,同為西周早期獸面紋,大都會博物館所藏器型與本器相近,但主體紋飾裡面的輪狀火焰紋則是西周中期或以後流行的紋飾,而主體紋飾的卷角獸面紋,按照林巳奈夫的分類法屬於西周前期流行的羊角饕餮紋,參閱《殷周青銅器綜覽》卷2,上海,2019年,頁23(附圖9),按照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組的分類方法,本器則能更仔細地斷代為早期至早中期昭王之間器物,參閱《商周青銅器紋飾》,上海,1984年,頁10(附圖10)。圈足部分為長尾上卷式鳳鳥紋,按照上海博物館的斷代方法,同屬西周早期的標準紋飾,參閱《商周青銅器紋飾》,上海,1984年,頁178(附圖11)。由此,從紋飾上可以將本器定為西周早期的標準器。
最後則是從銘文角度研究,本器在蓋內、卣內底各有一處銘文「公作寶尊彝,其萬年永寶」,銘文無提及器主名稱,僅僅尊稱為「公」,按照學術上自名其器的方法,所以稱本器為「公卣」。
「公」在西周主要是王朝大臣之稱,如周公、召公、武公等,這些公侯都擁有采邑,據學者陳恩林研究,在先秦兩漢文獻中,周代諸侯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的。公最尊,是「天子三公」,侯二,伯三,子、男為四、五等。天子所封諸侯的爵號一國只有一種。但是天子允許各級諸侯在國內稱公,允許諸侯臣子在安葬其君時稱公。這種「公」,已不是爵稱,而是尊稱。侯主要封在外,是王室的藩屏,侯伯為諸侯之長,地位相當於公。不論侯、伯、子、男,一旦擔任天子三公或王朝卿士,就可以稱公,但是這種公稱只限於一身一世,其子孫則恢復本爵之稱。「公」也用於已故祖考之名諡,王世民認為是死後追封的諡號。在甲骨文中看見用「公」為爵稱者,「公」作為爵稱大概是進入西周以後的事。
本器銘文「公乍(作)」,「乍」為「作」之假借,是西周早期極為常見的作器開頭格式,意為「某公鑄作此器」,此類銘辭一般句式:「某公乍(作)+ 受器對象 + 器名」,用於宗廟祭祀、婚媾媵器、賞賜之用;少數為「公自作寶尊彝」,即公本人為自己所作禮器。此類銘例主要流行於西周早期,商晚期零星可見,西周中期以後數量逐步減少。同銘青銅器有安徽博物館藏西周中期「公」卣(附圖12),安徽博物館所藏的銘文字體圓潤,有西周中晚期書法特徵,本器銘文線條修長遒勁,大體承襲商晚期金文遺風,同時亦已經發展西周銘文兩端尖銳,模擬毛筆提按書寫的效果,同樣書風可以參閱陝西省歷史博物館藏西周早期「公」盤銘文(附圖13)以及羅振玉舊藏西周早期「伯」簋銘文(附圖14)。
總結而言,本器以塊範法為基礎,能夠出神入化地運用分範合鑄、鑄接的技巧,製作的工匠能承繼商晚期滿工裝飾的極緻工藝,但沒有商晚期神靈威懾的猙獰氣息,整器線條圓潤厚實,有一種西周初期禮制重建後的穩重雍容氣質,有文王以仁治國的時代氣息。銘文書法雖然為鏽跡所掩蓋,但仍然能看到字形多取縱勢,模擬毛筆書寫起筆收筆效果,為西周早期金文書法的典範,全器從鑄造工藝、紋飾、銘文上都是難得一見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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