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信息
拍品名称
清乾隆 柠檬黄釉洋彩云龙赶珠纹碗（孤例）
年代
清乾隆
起拍价
RMB 2,900,000
估值区间
RMB 2900000 - 4800000
尺寸
直径11.5cm
品相
品相基本良好
更多信息
「乾隆年制」四字楷书方框款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 珐琅彩黄地云龙纹碗
法华妙境，龙象现瑞
—清乾隆黄地洋彩云龙赶珠纹佛前供碗考析
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乾隆御窑以其极尽繁缛、穷工极巧的工艺技法，创造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巅峰。然而，藏于深宫大内、用于皇家佛堂的供器，相较于寻常陈设瓷，更多了一份庄严的宗教意蕴与深邃的政治内涵。本文所赏析的这只清乾隆 黄地洋彩云龙赶珠纹碗，不仅以其特殊的工艺与款识在传世品中珍罕至极，更有机会通过纹饰与布局的联动，揭示出它与清宫佛堂重器之间那段尘封已久的因缘。
一、 孤例再现：黄地洋彩下的皇家气象
此碗造型端庄圆润，敞口深腹，底承圈足，胎体坚致细腻，入手沉重，彰显出乾隆朝御窑卓越的练泥与拉坯工艺。通体施以柠檬黄釉，釉色明快鲜妍，宛若初春之鹅黄，极具视觉张力。黄釉作为清代皇室专属色，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碗身以极精细的洋彩技法，绘就云龙赶珠，且辅以细致入微的暗刻（或锥拱）工艺。
细观其工艺，呈现出“刻填结合”的复杂工序。工匠需先在素胎上以锥刀极细地勾勒出龙的轮廓、鳞片、须发以及漫天缭绕的祥云，而后再施黄釉与赭黄色洋彩。因此，碗身不仅拥有平面彩绘的华丽，更在光线流转间展现出精湛的立体浮雕质感。所绘双龙身躯矫健，张牙舞爪，五爪裂空，展现出傲视天下的帝王威仪；四周祥云缭绕，火焰纹盘桓飞舞，中间的“火珠”熠熠生辉，完美演绎了“云龙赶珠”这一皇家经典吉祥题材。
二、 款识甄微：与“佛日常明”碗的款识同源
此碗底部落有的 “乾隆年製”四字双行楷书款。在乾隆官窑瓷器中，绝大多数传世品均使用六字或三字篆书款（如“大清乾隆年製”），尤其是篆书印章款，几乎成为乾隆中晚期御瓷的标配。而带有“乾隆年製”四字双行楷书款的器物，则有着特定的时代与用途指向。根据清宫档案与传世实物对照，此类楷书款多见于乾隆早期为皇家佛堂专烧的供器之上。最具代表性的参照物，便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 “清乾隆 黄地洋彩‘佛日常明碗”。故宫所藏“佛日常明”碗，底部同样落有“乾隆年製”四字双行楷书款，器身亦以黄地洋彩装饰，与本品款识风格、结体、笔法如出一辙。
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皇帝笃信藏传佛教，宫中佛堂林立。为保证内廷佛堂的供奉器物规格统一、专属特殊，御窑厂往往遵照特旨，为特定佛堂烧制配有此类“专属款”的精美供器。这不仅是器物的标记，更蕴含着乾隆时期佛前供瓷区别于一般日用御窑的“身份象征”。
三、 纹饰呼应：与普贤文殊重器的天地之合
如果说款识确认了此碗“佛前供器”的基因，那么碗身上的黄地云龙纹，则为我们拼凑出其原属供奉场景的关键碎片。我们可以将目光投向两件极为著名的清宫佛堂供奉重器：其一，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粉彩骑狮文殊菩萨造像；其二，为2024年纽约苏富比春拍惊艳亮相的清乾隆 粉彩普贤菩萨乘象造像（在佛堂中往往与骑狮的文殊菩萨成对供奉）。
我们仔细观察这两尊菩萨造像所骑乘的神兽（大象与狮子）身上所覆盖的华丽宝毯（鞍垫）。在这些极具异域风情、边缘悬挂着各式金铃与流苏的宝毯正中央，赫然出现了一方黄地云龙纹的方框装饰。
将这两尊造像宝毯上的云龙纹局部放大，并与本品碗身的云龙纹进行比照，会发现惊人的一致性：
1. 云纹结构：二者所绘祥云均为扁平的如意朵云状，云头饱满，云脚呈旋涡状向后飘曳，且云层排列极其密集，呈现出一种“密不透风”的皇家繁缛构图。
2. 龙纹神态：龙首昂起，龙须张扬，龙鳞以精细的细线勾勒并填彩，龙身皆呈蜿蜒盘旋之态。虽为一为平铺于毯面，一为环绕于碗壁，但二者的绘画粉本（画样）显然出自同一批宫廷造办处画师之手，甚至是同一条生产线上、为同一处佛堂空间特意设计的统一纹样。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极具历史温度的逻辑推论：这只黄地洋彩云龙赶珠纹碗，极有可能正是这两尊（或同类）文殊、普贤菩萨造像安置于佛堂后，摆放在其正前方的“供碗”之一。 皇帝在佛前敬献供养时，这碗与菩萨脚下的宝毯相互辉映，共同构建了一处神光普照、龙象瑞显的皇家佛教庄严道场。
四、 功能溯源：从“五供”到“八供养”的佛前圣物
既然确认了此碗的佛前属性，那么它在具体的佛教仪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清宫佛堂中的供器，最基础的模式为“五供”（即香炉一只、烛台一对、花觚一对）。但乾隆皇帝崇尚密宗，宫中佛堂（如雨花阁、中正殿等）的供奉规格极高，往往超越五供，而采用佛教中的 “八供养” 仪轨。“八供养”源于密教，指供养诸佛的八种物品：水（净水）、水（浴水）、花、香、灯、涂（香涂）、食（饮食）、乐（音乐）。在清代宫廷，御窑厂会用不同材质、不同器型的精美瓷器作为这八种供养的盛器。
这只碗属黄地洋彩重器，黄色为皇家最高级别，且绘有龙纹。在佛教密宗中，龙属于护法神（龙王），其驾云布雨、护持正法。在“八供养”中，食、花、水等供养均可盛于此类深腹碗中。结合前文推断其原与文殊普贤菩萨像成套烧造，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这件落有特制款识的黄地云龙纹供碗，正是当年置于菩萨尊像前、用于盛装甘露净水或时令鲜花、奉献给护法龙天与诸佛菩萨的圣洁之器。 乾隆皇帝以其高度的虔诚与无尽的财富，将佛教的仪轨与御窑的巅峰技艺完美糅合，让藏传佛教的密宗供养同化于中华传统的龙纹皇权之下。
五、 珍稀绝伦：超越馆藏的孤品地位
考诸海内外公私收藏，此类“黄地洋彩锥拱云龙赶珠纹”供碗，带有“乾隆年製”楷书款者，目前市面及各大博物馆公开出版物中仅见此一例。北京故宫博物院虽然藏有一件在形制与纹饰上极为相似的清雍正 黄地暗刻云龙纹碗，但两者存在本质区别。雍正此件是釉彩平涂；而本品不仅增加了极其耗费人工的洋彩填绘，其亮丽的柠檬黄发色与细腻的龙鳞质感，均是雍正时期尚未成熟、至乾隆朝才全面推广的宫廷新瓷。
纵观中国古代陶瓷，高级别的供器本就远远少于宫廷陈设瓷。而像本品这样，能够跳出孤立的器物视角，通过纹饰母题与已知造像构成一个完整的佛堂“空间叙事”的存世之物，更是凤毛麟角。 倘若那只曾供奉于清宫某座最重要佛堂的“文殊骑狮”或“普贤乘象”是这碗的昔日“主人”，那么此碗便不再是单纯的一件瓷器，而是一座见证乾隆皇帝虔诚信仰、见证藏传佛教在清宫繁荣、见证御窑传奇督陶官唐英与工匠倾尽心血的历史丰碑。
结语：法堂之内，龙象护法；莲台之前，黄彩流金。这只清乾隆黄地洋彩云龙赶珠纹供碗，以其独特的“乾隆年製”四字楷书款，以及高度契合文殊普贤造像宝毯的龙云纹饰，构成了当代陶瓷鉴赏界一个极具研究深度的“闭环”；其从一件“瓷器”升华为一段“可见的宫廷宗教史”。它那娇艳的黄洋彩之下，沉淀的是盛世帝王对信仰的无上敬仰，以及百年御窑工匠那无法复刻的指尖绝艺。
注：本件拍卖标的处于保税状态下，默认提货地为中国香港，详情请见本图录《保税拍品竞买须知》。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 珐琅彩黄地云龙纹碗
法华妙境，龙象现瑞
—清乾隆黄地洋彩云龙赶珠纹佛前供碗考析
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乾隆御窑以其极尽繁缛、穷工极巧的工艺技法，创造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巅峰。然而，藏于深宫大内、用于皇家佛堂的供器，相较于寻常陈设瓷，更多了一份庄严的宗教意蕴与深邃的政治内涵。本文所赏析的这只清乾隆 黄地洋彩云龙赶珠纹碗，不仅以其特殊的工艺与款识在传世品中珍罕至极，更有机会通过纹饰与布局的联动，揭示出它与清宫佛堂重器之间那段尘封已久的因缘。
一、 孤例再现：黄地洋彩下的皇家气象
此碗造型端庄圆润，敞口深腹，底承圈足，胎体坚致细腻，入手沉重，彰显出乾隆朝御窑卓越的练泥与拉坯工艺。通体施以柠檬黄釉，釉色明快鲜妍，宛若初春之鹅黄，极具视觉张力。黄釉作为清代皇室专属色，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碗身以极精细的洋彩技法，绘就云龙赶珠，且辅以细致入微的暗刻（或锥拱）工艺。
细观其工艺，呈现出“刻填结合”的复杂工序。工匠需先在素胎上以锥刀极细地勾勒出龙的轮廓、鳞片、须发以及漫天缭绕的祥云，而后再施黄釉与赭黄色洋彩。因此，碗身不仅拥有平面彩绘的华丽，更在光线流转间展现出精湛的立体浮雕质感。所绘双龙身躯矫健，张牙舞爪，五爪裂空，展现出傲视天下的帝王威仪；四周祥云缭绕，火焰纹盘桓飞舞，中间的“火珠”熠熠生辉，完美演绎了“云龙赶珠”这一皇家经典吉祥题材。
二、 款识甄微：与“佛日常明”碗的款识同源
此碗底部落有的 “乾隆年製”四字双行楷书款。在乾隆官窑瓷器中，绝大多数传世品均使用六字或三字篆书款（如“大清乾隆年製”），尤其是篆书印章款，几乎成为乾隆中晚期御瓷的标配。而带有“乾隆年製”四字双行楷书款的器物，则有着特定的时代与用途指向。根据清宫档案与传世实物对照，此类楷书款多见于乾隆早期为皇家佛堂专烧的供器之上。最具代表性的参照物，便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 “清乾隆 黄地洋彩‘佛日常明碗”。故宫所藏“佛日常明”碗，底部同样落有“乾隆年製”四字双行楷书款，器身亦以黄地洋彩装饰，与本品款识风格、结体、笔法如出一辙。
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皇帝笃信藏传佛教，宫中佛堂林立。为保证内廷佛堂的供奉器物规格统一、专属特殊，御窑厂往往遵照特旨，为特定佛堂烧制配有此类“专属款”的精美供器。这不仅是器物的标记，更蕴含着乾隆时期佛前供瓷区别于一般日用御窑的“身份象征”。
三、 纹饰呼应：与普贤文殊重器的天地之合
如果说款识确认了此碗“佛前供器”的基因，那么碗身上的黄地云龙纹，则为我们拼凑出其原属供奉场景的关键碎片。我们可以将目光投向两件极为著名的清宫佛堂供奉重器：其一，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粉彩骑狮文殊菩萨造像；其二，为2024年纽约苏富比春拍惊艳亮相的清乾隆 粉彩普贤菩萨乘象造像（在佛堂中往往与骑狮的文殊菩萨成对供奉）。
我们仔细观察这两尊菩萨造像所骑乘的神兽（大象与狮子）身上所覆盖的华丽宝毯（鞍垫）。在这些极具异域风情、边缘悬挂着各式金铃与流苏的宝毯正中央，赫然出现了一方黄地云龙纹的方框装饰。
将这两尊造像宝毯上的云龙纹局部放大，并与本品碗身的云龙纹进行比照，会发现惊人的一致性：
1. 云纹结构：二者所绘祥云均为扁平的如意朵云状，云头饱满，云脚呈旋涡状向后飘曳，且云层排列极其密集，呈现出一种“密不透风”的皇家繁缛构图。
2. 龙纹神态：龙首昂起，龙须张扬，龙鳞以精细的细线勾勒并填彩，龙身皆呈蜿蜒盘旋之态。虽为一为平铺于毯面，一为环绕于碗壁，但二者的绘画粉本（画样）显然出自同一批宫廷造办处画师之手，甚至是同一条生产线上、为同一处佛堂空间特意设计的统一纹样。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极具历史温度的逻辑推论：这只黄地洋彩云龙赶珠纹碗，极有可能正是这两尊（或同类）文殊、普贤菩萨造像安置于佛堂后，摆放在其正前方的“供碗”之一。 皇帝在佛前敬献供养时，这碗与菩萨脚下的宝毯相互辉映，共同构建了一处神光普照、龙象瑞显的皇家佛教庄严道场。
四、 功能溯源：从“五供”到“八供养”的佛前圣物
既然确认了此碗的佛前属性，那么它在具体的佛教仪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清宫佛堂中的供器，最基础的模式为“五供”（即香炉一只、烛台一对、花觚一对）。但乾隆皇帝崇尚密宗，宫中佛堂（如雨花阁、中正殿等）的供奉规格极高，往往超越五供，而采用佛教中的 “八供养” 仪轨。“八供养”源于密教，指供养诸佛的八种物品：水（净水）、水（浴水）、花、香、灯、涂（香涂）、食（饮食）、乐（音乐）。在清代宫廷，御窑厂会用不同材质、不同器型的精美瓷器作为这八种供养的盛器。
这只碗属黄地洋彩重器，黄色为皇家最高级别，且绘有龙纹。在佛教密宗中，龙属于护法神（龙王），其驾云布雨、护持正法。在“八供养”中，食、花、水等供养均可盛于此类深腹碗中。结合前文推断其原与文殊普贤菩萨像成套烧造，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这件落有特制款识的黄地云龙纹供碗，正是当年置于菩萨尊像前、用于盛装甘露净水或时令鲜花、奉献给护法龙天与诸佛菩萨的圣洁之器。 乾隆皇帝以其高度的虔诚与无尽的财富，将佛教的仪轨与御窑的巅峰技艺完美糅合，让藏传佛教的密宗供养同化于中华传统的龙纹皇权之下。
五、 珍稀绝伦：超越馆藏的孤品地位
考诸海内外公私收藏，此类“黄地洋彩锥拱云龙赶珠纹”供碗，带有“乾隆年製”楷书款者，目前市面及各大博物馆公开出版物中仅见此一例。北京故宫博物院虽然藏有一件在形制与纹饰上极为相似的清雍正 黄地暗刻云龙纹碗，但两者存在本质区别。雍正此件是釉彩平涂；而本品不仅增加了极其耗费人工的洋彩填绘，其亮丽的柠檬黄发色与细腻的龙鳞质感，均是雍正时期尚未成熟、至乾隆朝才全面推广的宫廷新瓷。
纵观中国古代陶瓷，高级别的供器本就远远少于宫廷陈设瓷。而像本品这样，能够跳出孤立的器物视角，通过纹饰母题与已知造像构成一个完整的佛堂“空间叙事”的存世之物，更是凤毛麟角。 倘若那只曾供奉于清宫某座最重要佛堂的“文殊骑狮”或“普贤乘象”是这碗的昔日“主人”，那么此碗便不再是单纯的一件瓷器，而是一座见证乾隆皇帝虔诚信仰、见证藏传佛教在清宫繁荣、见证御窑传奇督陶官唐英与工匠倾尽心血的历史丰碑。
结语：法堂之内，龙象护法；莲台之前，黄彩流金。这只清乾隆黄地洋彩云龙赶珠纹供碗，以其独特的“乾隆年製”四字楷书款，以及高度契合文殊普贤造像宝毯的龙云纹饰，构成了当代陶瓷鉴赏界一个极具研究深度的“闭环”；其从一件“瓷器”升华为一段“可见的宫廷宗教史”。它那娇艳的黄洋彩之下，沉淀的是盛世帝王对信仰的无上敬仰，以及百年御窑工匠那无法复刻的指尖绝艺。
注：本件拍卖标的处于保税状态下，默认提货地为中国香港，详情请见本图录《保税拍品竞买须知》。
常见问题
这件清乾隆 柠檬黄釉洋彩云龙赶珠纹碗（孤例）的成交价是多少？
落槌价为 预展中。 成交价为 预展中。
拍品的品相状况如何？
品相基本良好
拍品的尺寸是多少？
直径1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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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孤例再现：黄地洋彩下的皇家气象
此碗造型端庄圆润，敞口深腹，底承圈足，胎体坚致细腻，入手沉重，彰显出乾隆朝御窑卓越的练泥与拉坯工艺。通体施以柠檬黄釉，釉色明快鲜妍，宛若初春之鹅黄，极具视觉张力。黄釉作为清代皇室专属色，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碗身以极精细的洋彩技法，绘就云龙赶珠，且辅以细致入微的暗刻（或锥拱）工艺。
细观其工艺，呈现出“刻填结合”的复杂工序。工匠需先在素胎上以锥刀极细地勾勒出龙的轮廓、鳞片、须发以及漫天缭绕的祥云，而后再施黄釉与赭黄色洋彩。因此，碗身不仅拥有平面彩绘的华丽，更在光线流转间展现出精湛的立体浮雕质感。所绘双龙身躯矫健，张牙舞爪，五爪裂空，展现出傲视天下的帝王威仪；四周祥云缭绕，火焰纹盘桓飞舞，中间的“火珠”熠熠生辉，完美演绎了“云龙赶珠”这一皇家经典吉祥题材。
二、 款识甄微：与“佛日常明”碗的款识同源
此碗底部落有的 “乾隆年製”四字双行楷书款。在乾隆官窑瓷器中，绝大多数传世品均使用六字或三字篆书款（如“大清乾隆年製”），尤其是篆书印章款，几乎成为乾隆中晚期御瓷的标配。而带有“乾隆年製”四字双行楷书款的器物，则有着特定的时代与用途指向。根据清宫档案与传世实物对照，此类楷书款多见于乾隆早期为皇家佛堂专烧的供器之上。最具代表性的参照物，便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 “清乾隆 黄地洋彩‘佛日常明碗”。故宫所藏“佛日常明”碗，底部同样落有“乾隆年製”四字双行楷书款，器身亦以黄地洋彩装饰，与本品款识风格、结体、笔法如出一辙。
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皇帝笃信藏传佛教，宫中佛堂林立。为保证内廷佛堂的供奉器物规格统一、专属特殊，御窑厂往往遵照特旨，为特定佛堂烧制配有此类“专属款”的精美供器。这不仅是器物的标记，更蕴含着乾隆时期佛前供瓷区别于一般日用御窑的“身份象征”。
三、 纹饰呼应：与普贤文殊重器的天地之合
如果说款识确认了此碗“佛前供器”的基因，那么碗身上的黄地云龙纹，则为我们拼凑出其原属供奉场景的关键碎片。我们可以将目光投向两件极为著名的清宫佛堂供奉重器：其一，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粉彩骑狮文殊菩萨造像；其二，为2024年纽约苏富比春拍惊艳亮相的清乾隆 粉彩普贤菩萨乘象造像（在佛堂中往往与骑狮的文殊菩萨成对供奉）。
我们仔细观察这两尊菩萨造像所骑乘的神兽（大象与狮子）身上所覆盖的华丽宝毯（鞍垫）。在这些极具异域风情、边缘悬挂着各式金铃与流苏的宝毯正中央，赫然出现了一方黄地云龙纹的方框装饰。
将这两尊造像宝毯上的云龙纹局部放大，并与本品碗身的云龙纹进行比照，会发现惊人的一致性：
1. 云纹结构：二者所绘祥云均为扁平的如意朵云状，云头饱满，云脚呈旋涡状向后飘曳，且云层排列极其密集，呈现出一种“密不透风”的皇家繁缛构图。
2. 龙纹神态：龙首昂起，龙须张扬，龙鳞以精细的细线勾勒并填彩，龙身皆呈蜿蜒盘旋之态。虽为一为平铺于毯面，一为环绕于碗壁，但二者的绘画粉本（画样）显然出自同一批宫廷造办处画师之手，甚至是同一条生产线上、为同一处佛堂空间特意设计的统一纹样。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极具历史温度的逻辑推论：这只黄地洋彩云龙赶珠纹碗，极有可能正是这两尊（或同类）文殊、普贤菩萨造像安置于佛堂后，摆放在其正前方的“供碗”之一。 皇帝在佛前敬献供养时，这碗与菩萨脚下的宝毯相互辉映，共同构建了一处神光普照、龙象瑞显的皇家佛教庄严道场。
四、 功能溯源：从“五供”到“八供养”的佛前圣物
既然确认了此碗的佛前属性，那么它在具体的佛教仪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清宫佛堂中的供器，最基础的模式为“五供”（即香炉一只、烛台一对、花觚一对）。但乾隆皇帝崇尚密宗，宫中佛堂（如雨花阁、中正殿等）的供奉规格极高，往往超越五供，而采用佛教中的 “八供养” 仪轨。“八供养”源于密教，指供养诸佛的八种物品：水（净水）、水（浴水）、花、香、灯、涂（香涂）、食（饮食）、乐（音乐）。在清代宫廷，御窑厂会用不同材质、不同器型的精美瓷器作为这八种供养的盛器。
这只碗属黄地洋彩重器，黄色为皇家最高级别，且绘有龙纹。在佛教密宗中，龙属于护法神（龙王），其驾云布雨、护持正法。在“八供养”中，食、花、水等供养均可盛于此类深腹碗中。结合前文推断其原与文殊普贤菩萨像成套烧造，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这件落有特制款识的黄地云龙纹供碗，正是当年置于菩萨尊像前、用于盛装甘露净水或时令鲜花、奉献给护法龙天与诸佛菩萨的圣洁之器。 乾隆皇帝以其高度的虔诚与无尽的财富，将佛教的仪轨与御窑的巅峰技艺完美糅合，让藏传佛教的密宗供养同化于中华传统的龙纹皇权之下。
五、 珍稀绝伦：超越馆藏的孤品地位
考诸海内外公私收藏，此类“黄地洋彩锥拱云龙赶珠纹”供碗，带有“乾隆年製”楷书款者，目前市面及各大博物馆公开出版物中仅见此一例。北京故宫博物院虽然藏有一件在形制与纹饰上极为相似的清雍正 黄地暗刻云龙纹碗，但两者存在本质区别。雍正此件是釉彩平涂；而本品不仅增加了极其耗费人工的洋彩填绘，其亮丽的柠檬黄发色与细腻的龙鳞质感，均是雍正时期尚未成熟、至乾隆朝才全面推广的宫廷新瓷。
纵观中国古代陶瓷，高级别的供器本就远远少于宫廷陈设瓷。而像本品这样，能够跳出孤立的器物视角，通过纹饰母题与已知造像构成一个完整的佛堂“空间叙事”的存世之物，更是凤毛麟角。 倘若那只曾供奉于清宫某座最重要佛堂的“文殊骑狮”或“普贤乘象”是这碗的昔日“主人”，那么此碗便不再是单纯的一件瓷器，而是一座见证乾隆皇帝虔诚信仰、见证藏传佛教在清宫繁荣、见证御窑传奇督陶官唐英与工匠倾尽心血的历史丰碑。
结语：法堂之内，龙象护法；莲台之前，黄彩流金。这只清乾隆黄地洋彩云龙赶珠纹供碗，以其独特的“乾隆年製”四字楷书款，以及高度契合文殊普贤造像宝毯的龙云纹饰，构成了当代陶瓷鉴赏界一个极具研究深度的“闭环”；其从一件“瓷器”升华为一段“可见的宫廷宗教史”。它那娇艳的黄洋彩之下，沉淀的是盛世帝王对信仰的无上敬仰，以及百年御窑工匠那无法复刻的指尖绝艺。
注：本件拍卖标的处于保税状态下，默认提货地为中国香港，详情请见本图录《保税拍品竞买须知》。
法华妙境，龙象现瑞
—清乾隆黄地洋彩云龙赶珠纹佛前供碗考析
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乾隆御窑以其极尽繁缛、穷工极巧的工艺技法，创造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巅峰。然而，藏于深宫大内、用于皇家佛堂的供器，相较于寻常陈设瓷，更多了一份庄严的宗教意蕴与深邃的政治内涵。本文所赏析的这只清乾隆 黄地洋彩云龙赶珠纹碗，不仅以其特殊的工艺与款识在传世品中珍罕至极，更有机会通过纹饰与布局的联动，揭示出它与清宫佛堂重器之间那段尘封已久的因缘。
一、 孤例再现：黄地洋彩下的皇家气象
此碗造型端庄圆润，敞口深腹，底承圈足，胎体坚致细腻，入手沉重，彰显出乾隆朝御窑卓越的练泥与拉坯工艺。通体施以柠檬黄釉，釉色明快鲜妍，宛若初春之鹅黄，极具视觉张力。黄釉作为清代皇室专属色，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碗身以极精细的洋彩技法，绘就云龙赶珠，且辅以细致入微的暗刻（或锥拱）工艺。
细观其工艺，呈现出“刻填结合”的复杂工序。工匠需先在素胎上以锥刀极细地勾勒出龙的轮廓、鳞片、须发以及漫天缭绕的祥云，而后再施黄釉与赭黄色洋彩。因此，碗身不仅拥有平面彩绘的华丽，更在光线流转间展现出精湛的立体浮雕质感。所绘双龙身躯矫健，张牙舞爪，五爪裂空，展现出傲视天下的帝王威仪；四周祥云缭绕，火焰纹盘桓飞舞，中间的“火珠”熠熠生辉，完美演绎了“云龙赶珠”这一皇家经典吉祥题材。
二、 款识甄微：与“佛日常明”碗的款识同源
此碗底部落有的 “乾隆年製”四字双行楷书款。在乾隆官窑瓷器中，绝大多数传世品均使用六字或三字篆书款（如“大清乾隆年製”），尤其是篆书印章款，几乎成为乾隆中晚期御瓷的标配。而带有“乾隆年製”四字双行楷书款的器物，则有着特定的时代与用途指向。根据清宫档案与传世实物对照，此类楷书款多见于乾隆早期为皇家佛堂专烧的供器之上。最具代表性的参照物，便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 “清乾隆 黄地洋彩‘佛日常明碗”。故宫所藏“佛日常明”碗，底部同样落有“乾隆年製”四字双行楷书款，器身亦以黄地洋彩装饰，与本品款识风格、结体、笔法如出一辙。
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皇帝笃信藏传佛教，宫中佛堂林立。为保证内廷佛堂的供奉器物规格统一、专属特殊，御窑厂往往遵照特旨，为特定佛堂烧制配有此类“专属款”的精美供器。这不仅是器物的标记，更蕴含着乾隆时期佛前供瓷区别于一般日用御窑的“身份象征”。
三、 纹饰呼应：与普贤文殊重器的天地之合
如果说款识确认了此碗“佛前供器”的基因，那么碗身上的黄地云龙纹，则为我们拼凑出其原属供奉场景的关键碎片。我们可以将目光投向两件极为著名的清宫佛堂供奉重器：其一，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粉彩骑狮文殊菩萨造像；其二，为2024年纽约苏富比春拍惊艳亮相的清乾隆 粉彩普贤菩萨乘象造像（在佛堂中往往与骑狮的文殊菩萨成对供奉）。
我们仔细观察这两尊菩萨造像所骑乘的神兽（大象与狮子）身上所覆盖的华丽宝毯（鞍垫）。在这些极具异域风情、边缘悬挂着各式金铃与流苏的宝毯正中央，赫然出现了一方黄地云龙纹的方框装饰。
将这两尊造像宝毯上的云龙纹局部放大，并与本品碗身的云龙纹进行比照，会发现惊人的一致性：
1. 云纹结构：二者所绘祥云均为扁平的如意朵云状，云头饱满，云脚呈旋涡状向后飘曳，且云层排列极其密集，呈现出一种“密不透风”的皇家繁缛构图。
2. 龙纹神态：龙首昂起，龙须张扬，龙鳞以精细的细线勾勒并填彩，龙身皆呈蜿蜒盘旋之态。虽为一为平铺于毯面，一为环绕于碗壁，但二者的绘画粉本（画样）显然出自同一批宫廷造办处画师之手，甚至是同一条生产线上、为同一处佛堂空间特意设计的统一纹样。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极具历史温度的逻辑推论：这只黄地洋彩云龙赶珠纹碗，极有可能正是这两尊（或同类）文殊、普贤菩萨造像安置于佛堂后，摆放在其正前方的“供碗”之一。 皇帝在佛前敬献供养时，这碗与菩萨脚下的宝毯相互辉映，共同构建了一处神光普照、龙象瑞显的皇家佛教庄严道场。
四、 功能溯源：从“五供”到“八供养”的佛前圣物
既然确认了此碗的佛前属性，那么它在具体的佛教仪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清宫佛堂中的供器，最基础的模式为“五供”（即香炉一只、烛台一对、花觚一对）。但乾隆皇帝崇尚密宗，宫中佛堂（如雨花阁、中正殿等）的供奉规格极高，往往超越五供，而采用佛教中的 “八供养” 仪轨。“八供养”源于密教，指供养诸佛的八种物品：水（净水）、水（浴水）、花、香、灯、涂（香涂）、食（饮食）、乐（音乐）。在清代宫廷，御窑厂会用不同材质、不同器型的精美瓷器作为这八种供养的盛器。
这只碗属黄地洋彩重器，黄色为皇家最高级别，且绘有龙纹。在佛教密宗中，龙属于护法神（龙王），其驾云布雨、护持正法。在“八供养”中，食、花、水等供养均可盛于此类深腹碗中。结合前文推断其原与文殊普贤菩萨像成套烧造，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这件落有特制款识的黄地云龙纹供碗，正是当年置于菩萨尊像前、用于盛装甘露净水或时令鲜花、奉献给护法龙天与诸佛菩萨的圣洁之器。 乾隆皇帝以其高度的虔诚与无尽的财富，将佛教的仪轨与御窑的巅峰技艺完美糅合，让藏传佛教的密宗供养同化于中华传统的龙纹皇权之下。
五、 珍稀绝伦：超越馆藏的孤品地位
考诸海内外公私收藏，此类“黄地洋彩锥拱云龙赶珠纹”供碗，带有“乾隆年製”楷书款者，目前市面及各大博物馆公开出版物中仅见此一例。北京故宫博物院虽然藏有一件在形制与纹饰上极为相似的清雍正 黄地暗刻云龙纹碗，但两者存在本质区别。雍正此件是釉彩平涂；而本品不仅增加了极其耗费人工的洋彩填绘，其亮丽的柠檬黄发色与细腻的龙鳞质感，均是雍正时期尚未成熟、至乾隆朝才全面推广的宫廷新瓷。
纵观中国古代陶瓷，高级别的供器本就远远少于宫廷陈设瓷。而像本品这样，能够跳出孤立的器物视角，通过纹饰母题与已知造像构成一个完整的佛堂“空间叙事”的存世之物，更是凤毛麟角。 倘若那只曾供奉于清宫某座最重要佛堂的“文殊骑狮”或“普贤乘象”是这碗的昔日“主人”，那么此碗便不再是单纯的一件瓷器，而是一座见证乾隆皇帝虔诚信仰、见证藏传佛教在清宫繁荣、见证御窑传奇督陶官唐英与工匠倾尽心血的历史丰碑。
结语：法堂之内，龙象护法；莲台之前，黄彩流金。这只清乾隆黄地洋彩云龙赶珠纹供碗，以其独特的“乾隆年製”四字楷书款，以及高度契合文殊普贤造像宝毯的龙云纹饰，构成了当代陶瓷鉴赏界一个极具研究深度的“闭环”；其从一件“瓷器”升华为一段“可见的宫廷宗教史”。它那娇艳的黄洋彩之下，沉淀的是盛世帝王对信仰的无上敬仰，以及百年御窑工匠那无法复刻的指尖绝艺。
注：本件拍卖标的处于保税状态下，默认提货地为中国香港，详情请见本图录《保税拍品竞买须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