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信息
拍品名称
17世纪 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唐卡
年代
17世纪
起拍价
RMB 350,000
估值区间
RMB 350000 - 500000
尺寸
83×53cm
品相
未知
更多信息
出版：《缘起——藏传佛教喜马拉雅艺术》，2020年，p231-232
棉布矿物胶彩/西藏
历史图景与神王对话
一幅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唐卡的综合研究
追溯至八邦寺壁画，本唐卡画面构图与壁画高度一致，绘制历代噶玛巴的唐卡现存多套，其中相同题材的作品构图模式完全相同，配色类似，其母本应为同源，亦折射出后世对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与永乐帝会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持续追忆与尊崇。唐卡核心尊像为第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De bzhin gshegs pa，1384-1415），作为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的重要转世尊者，其宗教生涯始于幼年：四岁启蒙修法，七岁出家并获法名却贝桑波（Chos dpal bzang po），二十岁圆具比丘戒。得银协巴学养深厚，所至之处广行教化，备受信众供养。明永乐五年（1407），应诏觐见永乐皇帝朱棣，被赐予象征佛陀智慧的名号“如来”（得银协巴即为藏文“如来”之音译），并获封“大宝法王”衔。此封号自此为历代黑帽噶玛巴所承袭，成为其政治与宗教双重权威的最高标志，其弟子中亦有多人先后荣膺国师及大国师之封。
一、图像构成与视觉政治
画面构图呈现出鲜明的等级化视觉隐喻。主尊得银协巴居中端坐于法座之上，手持金刚铃与金刚杵，象征方便与智慧的双运；法座形制仿拟汉地龙椅，扶手与靠背顶端雕饰龙头，背屏间饰凤鸟纹样，彰显其由明廷敕封的尊崇地位。相较于主尊的宏伟体量，画面右侧身着团龙袍的永乐皇帝比例显著缩小，呈恭谨礼敬之姿，左手扶带，神态谦抑。此种“主大从小”的非透视法则，恰是唐卡绘画中凸显宗教神圣性与政治从属性的典型程式。
永乐帝身后随侍二臣得银协巴左边站立两僧人，其一托盘而立，另一持水瓶向盘中注水，另手提镜，镜面清晰映照皇帝面容。此一细节并非闲笔，或暗喻“以水鉴容”之净观修法，亦或象征皇权在佛法镜像中的映照与省思。画面上方右侧绘有红色双身文殊，代表慈悲与智慧合一的最高密续本尊，为整幅画面赋予深层的密教加持意涵。
二、历史背景与迎请始末
唐卡所承载的，不仅是宗教意象，更是明初中央政权与藏地间重大历史事件的视觉实录。永乐元年（1403）二月，明成祖朱棣遣司礼监少监侯显赍持书信与厚礼前往乌思藏，征召尚师哈立麻（即噶玛巴）赴京。此举名义上旨在为“皇考太祖皇帝及皇妣高皇后”荐福超度，实则兼具“以德怀远、招抚西番”的深层政治意图。随行诏书详载了成祖的诚挚邀约及赏赐清单，包括银一百五十两、各色丝绸缎匹、檀香、乳香等物。
永乐四年（1406），僧侣使团自楚布寺启程，次年四月抵达南京。据《西藏通史》（明代卷）所载，得银协巴在南京居留一年半之久，其间主持了规模宏大的灵谷寺普度大斋，法事持续七日，明成祖亲临行香。事毕，史载“卿云、甘露、青鸟、白象之属连日毕见”，瑞相纷呈，朝野震动。明成祖借此殊胜因缘，正式册封其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宝钞、彩币、织金珠袈裟、金银器皿、鞍马等，其地位凌驾于大乘、大慈二法王之上，成为当时藏传佛教领袖中的最高封号。
三、祥瑞表征与历史叙事
唐卡上角呈现的汉式宝塔顶端发出虹光、缥缈天际的画面，实为历史灵应事件的视觉化记录。据《青史》记载，法会期间“在妙室中竖起彩虹之柱；云层中真实显现诸佛菩萨……大皇帝和其侍眷等极生敬信”。《名山藏?方外记》亦载有“观向日塔影”之事，成祖默祷后见塔影呈祥，因而大悦，命图绘此景。此类祥瑞表现亦见于现藏西藏博物馆的《普度明太祖长卷图》中，构成明代汉藏艺术中特有的政治—宗教图谶传统。
四、 物质馈赠与文化回流
得银协巴于永乐六年（1408）四月辞归乌思藏，明成祖复赐金币、佛像并遣官护行。此间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史细节在于：永乐宫廷金铜佛造像最初流入西藏的记载，正出现于得银协巴带回西藏的礼物名录中。据《明史》及西藏史料统计，自永乐六年至十七年（1408-1419）间，藏地僧侣使团至少六次携回永乐宫廷造像。这不仅推动了汉藏艺术的深度交融，亦使“永乐风格”金铜造像成为明代精湛工艺与民族政策的历史见证。明代所封三大法王与五教王制度，是明王朝确立对藏合法统治及羁縻治理的关键举措。
此幅唐卡不仅是一件宗教圣物，更是一部浓缩的纪传体史书——它将尊者生平、皇权敕封、法会祥瑞及政治秩序凝练于尺幅之间，而清代摹古之举本身亦印证了该历史事件在后世的深远影响。通过对图像细节、文献记载与历史背景的互文阅读，我们得以拨开数百年时光迷雾，窥见十五世纪初汉藏走廊上那段恢弘而精微的文明互动图景。
lot418-439为国内重要藏家旧藏
棉布矿物胶彩/西藏
历史图景与神王对话
一幅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唐卡的综合研究
追溯至八邦寺壁画，本唐卡画面构图与壁画高度一致，绘制历代噶玛巴的唐卡现存多套，其中相同题材的作品构图模式完全相同，配色类似，其母本应为同源，亦折射出后世对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与永乐帝会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持续追忆与尊崇。唐卡核心尊像为第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De bzhin gshegs pa，1384-1415），作为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的重要转世尊者，其宗教生涯始于幼年：四岁启蒙修法，七岁出家并获法名却贝桑波（Chos dpal bzang po），二十岁圆具比丘戒。得银协巴学养深厚，所至之处广行教化，备受信众供养。明永乐五年（1407），应诏觐见永乐皇帝朱棣，被赐予象征佛陀智慧的名号“如来”（得银协巴即为藏文“如来”之音译），并获封“大宝法王”衔。此封号自此为历代黑帽噶玛巴所承袭，成为其政治与宗教双重权威的最高标志，其弟子中亦有多人先后荣膺国师及大国师之封。
一、图像构成与视觉政治
画面构图呈现出鲜明的等级化视觉隐喻。主尊得银协巴居中端坐于法座之上，手持金刚铃与金刚杵，象征方便与智慧的双运；法座形制仿拟汉地龙椅，扶手与靠背顶端雕饰龙头，背屏间饰凤鸟纹样，彰显其由明廷敕封的尊崇地位。相较于主尊的宏伟体量，画面右侧身着团龙袍的永乐皇帝比例显著缩小，呈恭谨礼敬之姿，左手扶带，神态谦抑。此种“主大从小”的非透视法则，恰是唐卡绘画中凸显宗教神圣性与政治从属性的典型程式。
永乐帝身后随侍二臣得银协巴左边站立两僧人，其一托盘而立，另一持水瓶向盘中注水，另手提镜，镜面清晰映照皇帝面容。此一细节并非闲笔，或暗喻“以水鉴容”之净观修法，亦或象征皇权在佛法镜像中的映照与省思。画面上方右侧绘有红色双身文殊，代表慈悲与智慧合一的最高密续本尊，为整幅画面赋予深层的密教加持意涵。
二、历史背景与迎请始末
唐卡所承载的，不仅是宗教意象，更是明初中央政权与藏地间重大历史事件的视觉实录。永乐元年（1403）二月，明成祖朱棣遣司礼监少监侯显赍持书信与厚礼前往乌思藏，征召尚师哈立麻（即噶玛巴）赴京。此举名义上旨在为“皇考太祖皇帝及皇妣高皇后”荐福超度，实则兼具“以德怀远、招抚西番”的深层政治意图。随行诏书详载了成祖的诚挚邀约及赏赐清单，包括银一百五十两、各色丝绸缎匹、檀香、乳香等物。
永乐四年（1406），僧侣使团自楚布寺启程，次年四月抵达南京。据《西藏通史》（明代卷）所载，得银协巴在南京居留一年半之久，其间主持了规模宏大的灵谷寺普度大斋，法事持续七日，明成祖亲临行香。事毕，史载“卿云、甘露、青鸟、白象之属连日毕见”，瑞相纷呈，朝野震动。明成祖借此殊胜因缘，正式册封其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宝钞、彩币、织金珠袈裟、金银器皿、鞍马等，其地位凌驾于大乘、大慈二法王之上，成为当时藏传佛教领袖中的最高封号。
三、祥瑞表征与历史叙事
唐卡上角呈现的汉式宝塔顶端发出虹光、缥缈天际的画面，实为历史灵应事件的视觉化记录。据《青史》记载，法会期间“在妙室中竖起彩虹之柱；云层中真实显现诸佛菩萨……大皇帝和其侍眷等极生敬信”。《名山藏?方外记》亦载有“观向日塔影”之事，成祖默祷后见塔影呈祥，因而大悦，命图绘此景。此类祥瑞表现亦见于现藏西藏博物馆的《普度明太祖长卷图》中，构成明代汉藏艺术中特有的政治—宗教图谶传统。
四、 物质馈赠与文化回流
得银协巴于永乐六年（1408）四月辞归乌思藏，明成祖复赐金币、佛像并遣官护行。此间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史细节在于：永乐宫廷金铜佛造像最初流入西藏的记载，正出现于得银协巴带回西藏的礼物名录中。据《明史》及西藏史料统计，自永乐六年至十七年（1408-1419）间，藏地僧侣使团至少六次携回永乐宫廷造像。这不仅推动了汉藏艺术的深度交融，亦使“永乐风格”金铜造像成为明代精湛工艺与民族政策的历史见证。明代所封三大法王与五教王制度，是明王朝确立对藏合法统治及羁縻治理的关键举措。
此幅唐卡不仅是一件宗教圣物，更是一部浓缩的纪传体史书——它将尊者生平、皇权敕封、法会祥瑞及政治秩序凝练于尺幅之间，而清代摹古之举本身亦印证了该历史事件在后世的深远影响。通过对图像细节、文献记载与历史背景的互文阅读，我们得以拨开数百年时光迷雾，窥见十五世纪初汉藏走廊上那段恢弘而精微的文明互动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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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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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槌价为 预展中。 成交价为 预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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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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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藏传佛教喜马拉雅艺术》，2020年，p231-232
棉布矿物胶彩/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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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唐卡的综合研究
追溯至八邦寺壁画，本唐卡画面构图与壁画高度一致，绘制历代噶玛巴的唐卡现存多套，其中相同题材的作品构图模式完全相同，配色类似，其母本应为同源，亦折射出后世对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与永乐帝会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持续追忆与尊崇。唐卡核心尊像为第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De bzhin gshegs pa，1384-1415），作为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的重要转世尊者，其宗教生涯始于幼年：四岁启蒙修法，七岁出家并获法名却贝桑波（Chos dpal bzang po），二十岁圆具比丘戒。得银协巴学养深厚，所至之处广行教化，备受信众供养。明永乐五年（1407），应诏觐见永乐皇帝朱棣，被赐予象征佛陀智慧的名号“如来”（得银协巴即为藏文“如来”之音译），并获封“大宝法王”衔。此封号自此为历代黑帽噶玛巴所承袭，成为其政治与宗教双重权威的最高标志，其弟子中亦有多人先后荣膺国师及大国师之封。
一、图像构成与视觉政治
画面构图呈现出鲜明的等级化视觉隐喻。主尊得银协巴居中端坐于法座之上，手持金刚铃与金刚杵，象征方便与智慧的双运；法座形制仿拟汉地龙椅，扶手与靠背顶端雕饰龙头，背屏间饰凤鸟纹样，彰显其由明廷敕封的尊崇地位。相较于主尊的宏伟体量，画面右侧身着团龙袍的永乐皇帝比例显著缩小，呈恭谨礼敬之姿，左手扶带，神态谦抑。此种“主大从小”的非透视法则，恰是唐卡绘画中凸显宗教神圣性与政治从属性的典型程式。
永乐帝身后随侍二臣得银协巴左边站立两僧人，其一托盘而立，另一持水瓶向盘中注水，另手提镜，镜面清晰映照皇帝面容。此一细节并非闲笔，或暗喻“以水鉴容”之净观修法，亦或象征皇权在佛法镜像中的映照与省思。画面上方右侧绘有红色双身文殊，代表慈悲与智慧合一的最高密续本尊，为整幅画面赋予深层的密教加持意涵。
二、历史背景与迎请始末
唐卡所承载的，不仅是宗教意象，更是明初中央政权与藏地间重大历史事件的视觉实录。永乐元年（1403）二月，明成祖朱棣遣司礼监少监侯显赍持书信与厚礼前往乌思藏，征召尚师哈立麻（即噶玛巴）赴京。此举名义上旨在为“皇考太祖皇帝及皇妣高皇后”荐福超度，实则兼具“以德怀远、招抚西番”的深层政治意图。随行诏书详载了成祖的诚挚邀约及赏赐清单，包括银一百五十两、各色丝绸缎匹、檀香、乳香等物。
永乐四年（1406），僧侣使团自楚布寺启程，次年四月抵达南京。据《西藏通史》（明代卷）所载，得银协巴在南京居留一年半之久，其间主持了规模宏大的灵谷寺普度大斋，法事持续七日，明成祖亲临行香。事毕，史载“卿云、甘露、青鸟、白象之属连日毕见”，瑞相纷呈，朝野震动。明成祖借此殊胜因缘，正式册封其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宝钞、彩币、织金珠袈裟、金银器皿、鞍马等，其地位凌驾于大乘、大慈二法王之上，成为当时藏传佛教领袖中的最高封号。
三、祥瑞表征与历史叙事
唐卡上角呈现的汉式宝塔顶端发出虹光、缥缈天际的画面，实为历史灵应事件的视觉化记录。据《青史》记载，法会期间“在妙室中竖起彩虹之柱；云层中真实显现诸佛菩萨……大皇帝和其侍眷等极生敬信”。《名山藏?方外记》亦载有“观向日塔影”之事，成祖默祷后见塔影呈祥，因而大悦，命图绘此景。此类祥瑞表现亦见于现藏西藏博物馆的《普度明太祖长卷图》中，构成明代汉藏艺术中特有的政治—宗教图谶传统。
四、 物质馈赠与文化回流
得银协巴于永乐六年（1408）四月辞归乌思藏，明成祖复赐金币、佛像并遣官护行。此间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史细节在于：永乐宫廷金铜佛造像最初流入西藏的记载，正出现于得银协巴带回西藏的礼物名录中。据《明史》及西藏史料统计，自永乐六年至十七年（1408-1419）间，藏地僧侣使团至少六次携回永乐宫廷造像。这不仅推动了汉藏艺术的深度交融，亦使“永乐风格”金铜造像成为明代精湛工艺与民族政策的历史见证。明代所封三大法王与五教王制度，是明王朝确立对藏合法统治及羁縻治理的关键举措。
此幅唐卡不仅是一件宗教圣物，更是一部浓缩的纪传体史书——它将尊者生平、皇权敕封、法会祥瑞及政治秩序凝练于尺幅之间，而清代摹古之举本身亦印证了该历史事件在后世的深远影响。通过对图像细节、文献记载与历史背景的互文阅读，我们得以拨开数百年时光迷雾，窥见十五世纪初汉藏走廊上那段恢弘而精微的文明互动图景。
lot418-439为国内重要藏家旧藏
棉布矿物胶彩/西藏
历史图景与神王对话
一幅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唐卡的综合研究
追溯至八邦寺壁画，本唐卡画面构图与壁画高度一致，绘制历代噶玛巴的唐卡现存多套，其中相同题材的作品构图模式完全相同，配色类似，其母本应为同源，亦折射出后世对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与永乐帝会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持续追忆与尊崇。唐卡核心尊像为第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De bzhin gshegs pa，1384-1415），作为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的重要转世尊者，其宗教生涯始于幼年：四岁启蒙修法，七岁出家并获法名却贝桑波（Chos dpal bzang po），二十岁圆具比丘戒。得银协巴学养深厚，所至之处广行教化，备受信众供养。明永乐五年（1407），应诏觐见永乐皇帝朱棣，被赐予象征佛陀智慧的名号“如来”（得银协巴即为藏文“如来”之音译），并获封“大宝法王”衔。此封号自此为历代黑帽噶玛巴所承袭，成为其政治与宗教双重权威的最高标志，其弟子中亦有多人先后荣膺国师及大国师之封。
一、图像构成与视觉政治
画面构图呈现出鲜明的等级化视觉隐喻。主尊得银协巴居中端坐于法座之上，手持金刚铃与金刚杵，象征方便与智慧的双运；法座形制仿拟汉地龙椅，扶手与靠背顶端雕饰龙头，背屏间饰凤鸟纹样，彰显其由明廷敕封的尊崇地位。相较于主尊的宏伟体量，画面右侧身着团龙袍的永乐皇帝比例显著缩小，呈恭谨礼敬之姿，左手扶带，神态谦抑。此种“主大从小”的非透视法则，恰是唐卡绘画中凸显宗教神圣性与政治从属性的典型程式。
永乐帝身后随侍二臣得银协巴左边站立两僧人，其一托盘而立，另一持水瓶向盘中注水，另手提镜，镜面清晰映照皇帝面容。此一细节并非闲笔，或暗喻“以水鉴容”之净观修法，亦或象征皇权在佛法镜像中的映照与省思。画面上方右侧绘有红色双身文殊，代表慈悲与智慧合一的最高密续本尊，为整幅画面赋予深层的密教加持意涵。
二、历史背景与迎请始末
唐卡所承载的，不仅是宗教意象，更是明初中央政权与藏地间重大历史事件的视觉实录。永乐元年（1403）二月，明成祖朱棣遣司礼监少监侯显赍持书信与厚礼前往乌思藏，征召尚师哈立麻（即噶玛巴）赴京。此举名义上旨在为“皇考太祖皇帝及皇妣高皇后”荐福超度，实则兼具“以德怀远、招抚西番”的深层政治意图。随行诏书详载了成祖的诚挚邀约及赏赐清单，包括银一百五十两、各色丝绸缎匹、檀香、乳香等物。
永乐四年（1406），僧侣使团自楚布寺启程，次年四月抵达南京。据《西藏通史》（明代卷）所载，得银协巴在南京居留一年半之久，其间主持了规模宏大的灵谷寺普度大斋，法事持续七日，明成祖亲临行香。事毕，史载“卿云、甘露、青鸟、白象之属连日毕见”，瑞相纷呈，朝野震动。明成祖借此殊胜因缘，正式册封其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宝钞、彩币、织金珠袈裟、金银器皿、鞍马等，其地位凌驾于大乘、大慈二法王之上，成为当时藏传佛教领袖中的最高封号。
三、祥瑞表征与历史叙事
唐卡上角呈现的汉式宝塔顶端发出虹光、缥缈天际的画面，实为历史灵应事件的视觉化记录。据《青史》记载，法会期间“在妙室中竖起彩虹之柱；云层中真实显现诸佛菩萨……大皇帝和其侍眷等极生敬信”。《名山藏?方外记》亦载有“观向日塔影”之事，成祖默祷后见塔影呈祥，因而大悦，命图绘此景。此类祥瑞表现亦见于现藏西藏博物馆的《普度明太祖长卷图》中，构成明代汉藏艺术中特有的政治—宗教图谶传统。
四、 物质馈赠与文化回流
得银协巴于永乐六年（1408）四月辞归乌思藏，明成祖复赐金币、佛像并遣官护行。此间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史细节在于：永乐宫廷金铜佛造像最初流入西藏的记载，正出现于得银协巴带回西藏的礼物名录中。据《明史》及西藏史料统计，自永乐六年至十七年（1408-1419）间，藏地僧侣使团至少六次携回永乐宫廷造像。这不仅推动了汉藏艺术的深度交融，亦使“永乐风格”金铜造像成为明代精湛工艺与民族政策的历史见证。明代所封三大法王与五教王制度，是明王朝确立对藏合法统治及羁縻治理的关键举措。
此幅唐卡不仅是一件宗教圣物，更是一部浓缩的纪传体史书——它将尊者生平、皇权敕封、法会祥瑞及政治秩序凝练于尺幅之间，而清代摹古之举本身亦印证了该历史事件在后世的深远影响。通过对图像细节、文献记载与历史背景的互文阅读，我们得以拨开数百年时光迷雾，窥见十五世纪初汉藏走廊上那段恢弘而精微的文明互动图景。
lot418-439为国内重要藏家旧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