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 730 明晚期 黄花梨镶瘿木高束腰方香几
落槌价
****
成交价
****
| 拍卖公司 | 中贸圣佳 |
|---|---|
| 拍卖时间 | 2026年06月18日 |
请安装多宝古瓷宝典APP，查看高清无损大图
拍品信息
拍品名称
明晚期 黄花梨镶瘿木高束腰方香几
起拍价
RMB 2,800,000
估值区间
未知
尺寸
长80cm；宽80cm；高78cm
品相
未知
更多信息
尺寸：长80cm；宽80cm；高78cm
来源：翦淞阁、小孤山馆、留余斋递藏
著录：小孤山馆编：《小孤山馆藏器—家具》件三十三，第548-553页，故宫出版社，2021年。此例长宽见方80，比一般方桌略小，自带抽替，为放置香具、香料之用，造型简约空灵，朴实的明风扑面而来，原皮壳充满雕塑之美，黄花梨与瘿木相互映衬，是罕见的明代大型香几。面心镶瘿木一块，皮壳老辣，满架葡萄纹，因年久遍布S形牛毛状皴裂，如水波回旋，处处涡纹，天然图画，令人观之不足。边框采用顺纹大料，油性十足，侧面冰盘沿，下方勒打洼皮条线一道，颇显挺拔。高束腰，腿足露明为短柱，素混面压双边线，亦为明代做法。装通长抽屉一具，其上铲地起线为长如意形开光，线条粗硕而充满韧性，余三面设绦环板，以相同纹饰装饰。牙板厚实，皮壳甚厚，起鼓恰到好处，内蕴力量。沿边起扁圆线，与腿足顺畅而充满弹性地交圈。方腿足，下方内翻马蹄腿，扁矮朴实，甚为微妙。此香几为经典有束腰结体，但因材料搭配之考究和比例推敲之到位，显现出超凡品味，搁置空间，方正端严如同石几，观之如饮醇酒，意蕴无穷。礼仪家具之香桌略论—以黄花梨高束腰抽屉香桌为例文/谭向东中国传统礼仪家具是礼仪文化的物质载体，随着时代发展、礼仪规范的变化，以及不同场合的需要，而演绎出香桌、香几、香案、供桌、供案，作为专门用于焚香、祭祀、供奉的家具品种。一、香桌香案之名初现于唐宋，香几之名则晚至明末。香事礼仪家具体系中，香桌、香案、香几的名称，最早的是香案，唐代颜真卿著《大唐元陵仪注》记载：“内谒者帅中官设香案于座前，伞扇侍奉如仪。”宋薛居正撰《旧五代史》（成书于973年）卷一百七《史建塘传》记载：“庄宗命于军前设香卓，焚香祝之”，这是香桌首见于文献的记录。宋代香桌已深入民间，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瓦舍》中“香桌上设香炉，供佛前灯火”的记载，印证其已用于民间日常礼仪。而大名鼎鼎的香几之名，则要到明末才缓步登上历史舞台。明代高濂《遵生八笺》（明万历十九年1591刻本）记载：“书室中香几之制有二：高者二尺八寸，几面或大理石、岐阳玛瑙等石……或单置一炉焚香，此高几也”。明代午荣《鲁班经匠家境》（明万历本）中家具第32式“香几式”：“凡佐（做）香几，要看人家屋大小若何”。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文献包括鲁班经在内，未出现“供桌”一词，不仅家具类条目中未见，建筑类条目中亦未见此。笔者细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新镌京版工师雕斫正式鲁班经匠家镜》三卷，在“寺观庵堂庙宇式”一条载：“厅上宝槕三尺六寸高”。二、香桌与香几、香案的区别中国古代的桌、几、案界限不清，常有混同的情况，因而无法从名称上准确认定其形态。明万历介休本《金瓶梅词话》中，香桌一词在第21回出现两次，香几在第28、40回出现，香案则在第39、62、66回中先后出现五次，说明其并不等同。书中同样未出现“供桌（供卓）”，也印证了此时只有“香卓”而无“供桌”。香桌的外观造型，史籍中没有直接给出。香几在明晚期的史籍中屡有出现，《鲁班经》第32香几式，自上而下分几层，结构繁复，但尺寸恐有误，也未描叙清楚形状；《三才图会》给出了具体图像，是小而高的方几，虽然没有香桌的图像，但有书桌、檯、天禅几等，显然桌几还是有所区别。由三才图会所给出的影像，可以看出桌明显大于几，呈方形或长方形，而长宽比例差距不大，案类则是长度远远大于宽度。文献资料中对香桌、香几、香案的使用环境有诸多描述。宋佚名《奉先杂仪》载：“设香卓于堂中，置香炉香盒于其上。”明代官修《大明会典》卷九十五：“龛外各垂小帘，帘外设香卓于堂中。”明代钟人杰《性理会通》卷十九：“堂钟置香炉香盒于其上，两阶之间又设香卓。”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红娘移香桌儿近太湖石畔放着。”元代瞿佑诗曰：“雕檀斲梓样新奇，雾阁云窗任转移……轻烟每向穿花见，细语多因拜月知。”可见香桌与香几的使用比较雷同，多用于祠堂、家礼以及文人清供、拜月、宴会等。除了前文颜真卿的著述外，宋欧阳修等《新唐书·仪卫志上》记载：“朝日，殿上设黼扆、蹑席、熏炉、香案。” 可见香案多见于朝堂、大型祭祀典礼等庄重且等级森严的场合。三、香桌的起源与演变中国先秦时期重要的祭祀、通神、祛秽活动时，常常烧香草，如兰、蕙、萧、芷等。汉武帝时，交州及南海诸国纷纷献香贡香，香事奢靡日久。史载“隋炀帝除夜火山烧沉香甲煎不计数，海南诸香毕至矣”。东汉末年印度佛教东传，随之带来旃檀、沉香、乳香等各种香料用于礼佛，与本土的香事融合，香道更胜，香事礼仪家具专属性越发明显。法门寺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宝函的三个侧面主尊的前方，均錾刻出香桌。香桌略低矮，铺设桌围，其上置三件器物，中间为香炉，两侧是直筒状的香宝子。这是早期的宗教场所设香桌的形象，敦煌莫高窟中也有许多设有香桌香案的经变图。北宋江阴孙四娘子墓，出土的主要文物是六本手写经书，几5卷雕版印刷经卷，写经多用绢本或纸本，墨色清晰；刻经为木刻印刷，部分保留原装卷轴形式，说明墓主是一位虔诚的居士。其随葬的一张小方桌，极有可能是香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佚名《博古图》，赏画的文人身后一张方形香桌，绿石桌面上的香炉落于红色底座，香炉后方置花瓶及小座屏，座屏的设置显然是为香炉遮风，兼具观赏之用。故宫博物院藏南宋佚名《女孝经图》中的香桌，置于户外柳荫深处，侍女手捧香炉放在香桌上，为即将开始的香事做准备。画中香桌纤秀精巧，尽显明式风韵。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元代禅画《玄沙接物利生图》，高僧座位旁设一张略显长方的香桌，桌面铺设桌席，上陈鬲式香炉。面下四面腿间安横顺枨，上安抽屉一具。此时香桌的设计已经开始考虑使用的功能，增加贮藏空间，便于取用。元代张国宝撰、明晋叔校《元曲叙录》中，“罗李郎大闹相国寺杂剧” 插图，相国寺神龛前设长方香桌，上置香炉、烛台、花瓶。插图以界画手法绘出香桌细节，显示此桌设抽屉两具。伦敦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大明宣德年制”款剔红抽屉桌，此前常常被称为供桌，按前文所述，实为香桌。故宫博物院藏《甲申十同年图》，是创作于明代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的绢本设色群像画，描绘了十位同榜进士在近四十年后重聚的场景，是研究明代官制与士人交谊的重要图像史料。画中人物分三组排列，左侧两组进士之间设一方形托泥香桌，浅绿色桌面上置炉瓶三事，此外还有经书、花瓶及小座屏。此等陈设与《博古图》的香桌陈设暗合，似乎是宋明之际香事活动的一种固定模式。清代卞久《朱茂时祭祖宗像轴》藏于故宫博物院，描绘祭祀祖先的场景。画中朱茂时手持托盘，跪拜于香桌前，盘内有一把剪刀。据学者研究，这是江南的民间习俗。当地民间认为，在祭祖时先祖的鬼魂会回来，而恶鬼亦随之而至，然恶鬼惧怕利剪，故剪刀之作用即在于剪断与恶鬼的联系，以趋吉避凶。广州五大丛林之一的六榕寺，供奉一尊当世罕见的铜铸六祖慧能造像而闻名天下。此尊像是北宋端拱二年(989年)以紫铜铸造，像高1.8米，重约一千公斤。六祖结跏趺坐在法座上，双目低垂，手结定印，如入禅定。清末时期的老照片上，铜像前一具六方形香桌，高束腰，混面绦环板，三弯蜻蜓腿俊俏劲挺，十分古雅。可惜铜像仍在，此桌却不见踪影。摄于1907年的奉天天后宫照片上，空旷的院子里，仅有一座高大的塔式香炉和一棵枯树，树下一桌一凳，形单影只。由此可见，香桌自隋唐以来，是家祭、宗庙活动场所必不可少的礼仪家具，其形态基本为方形或长方形，偶有六边形、半月形等。部分香桌带有抽屉，抽屉基本为正面抽屉，且较深，其他三面无抽。本场拍品黄花梨高束腰方桌，一侧带有宽且深的大抽屉，显然是为靠边摆放设置，这完全符合香桌的特征，因此，这件高束腰方桌，应是一件礼仪场所专用的香桌。黄花梨香桌，桌面瘿木镶芯，纹理意态奇逸；边抹冰盘沿内敛舒缓，下沿踩线打洼，清爽利落。腿肩上截外露，边缘起线，立柱间束腰镶绦环板，以圆润的灯草线镌出狭长的禹门洞；牙板下沿亦起圆线，两侧接腿足内侧的边线下展至马蹄。香桌自桌面以下，以凝练圆劲的灯草线，勾勒出香桌的轮廓，清丽沉稳，庄严肃穆，如谦谦君子处之泰然，无疑个中神品。2026年5月7日星期四于榕城
来源：翦淞阁、小孤山馆、留余斋递藏
著录：小孤山馆编：《小孤山馆藏器—家具》件三十三，第548-553页，故宫出版社，2021年。此例长宽见方80，比一般方桌略小，自带抽替，为放置香具、香料之用，造型简约空灵，朴实的明风扑面而来，原皮壳充满雕塑之美，黄花梨与瘿木相互映衬，是罕见的明代大型香几。面心镶瘿木一块，皮壳老辣，满架葡萄纹，因年久遍布S形牛毛状皴裂，如水波回旋，处处涡纹，天然图画，令人观之不足。边框采用顺纹大料，油性十足，侧面冰盘沿，下方勒打洼皮条线一道，颇显挺拔。高束腰，腿足露明为短柱，素混面压双边线，亦为明代做法。装通长抽屉一具，其上铲地起线为长如意形开光，线条粗硕而充满韧性，余三面设绦环板，以相同纹饰装饰。牙板厚实，皮壳甚厚，起鼓恰到好处，内蕴力量。沿边起扁圆线，与腿足顺畅而充满弹性地交圈。方腿足，下方内翻马蹄腿，扁矮朴实，甚为微妙。此香几为经典有束腰结体，但因材料搭配之考究和比例推敲之到位，显现出超凡品味，搁置空间，方正端严如同石几，观之如饮醇酒，意蕴无穷。礼仪家具之香桌略论—以黄花梨高束腰抽屉香桌为例文/谭向东中国传统礼仪家具是礼仪文化的物质载体，随着时代发展、礼仪规范的变化，以及不同场合的需要，而演绎出香桌、香几、香案、供桌、供案，作为专门用于焚香、祭祀、供奉的家具品种。一、香桌香案之名初现于唐宋，香几之名则晚至明末。香事礼仪家具体系中，香桌、香案、香几的名称，最早的是香案，唐代颜真卿著《大唐元陵仪注》记载：“内谒者帅中官设香案于座前，伞扇侍奉如仪。”宋薛居正撰《旧五代史》（成书于973年）卷一百七《史建塘传》记载：“庄宗命于军前设香卓，焚香祝之”，这是香桌首见于文献的记录。宋代香桌已深入民间，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瓦舍》中“香桌上设香炉，供佛前灯火”的记载，印证其已用于民间日常礼仪。而大名鼎鼎的香几之名，则要到明末才缓步登上历史舞台。明代高濂《遵生八笺》（明万历十九年1591刻本）记载：“书室中香几之制有二：高者二尺八寸，几面或大理石、岐阳玛瑙等石……或单置一炉焚香，此高几也”。明代午荣《鲁班经匠家境》（明万历本）中家具第32式“香几式”：“凡佐（做）香几，要看人家屋大小若何”。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文献包括鲁班经在内，未出现“供桌”一词，不仅家具类条目中未见，建筑类条目中亦未见此。笔者细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新镌京版工师雕斫正式鲁班经匠家镜》三卷，在“寺观庵堂庙宇式”一条载：“厅上宝槕三尺六寸高”。二、香桌与香几、香案的区别中国古代的桌、几、案界限不清，常有混同的情况，因而无法从名称上准确认定其形态。明万历介休本《金瓶梅词话》中，香桌一词在第21回出现两次，香几在第28、40回出现，香案则在第39、62、66回中先后出现五次，说明其并不等同。书中同样未出现“供桌（供卓）”，也印证了此时只有“香卓”而无“供桌”。香桌的外观造型，史籍中没有直接给出。香几在明晚期的史籍中屡有出现，《鲁班经》第32香几式，自上而下分几层，结构繁复，但尺寸恐有误，也未描叙清楚形状；《三才图会》给出了具体图像，是小而高的方几，虽然没有香桌的图像，但有书桌、檯、天禅几等，显然桌几还是有所区别。由三才图会所给出的影像，可以看出桌明显大于几，呈方形或长方形，而长宽比例差距不大，案类则是长度远远大于宽度。文献资料中对香桌、香几、香案的使用环境有诸多描述。宋佚名《奉先杂仪》载：“设香卓于堂中，置香炉香盒于其上。”明代官修《大明会典》卷九十五：“龛外各垂小帘，帘外设香卓于堂中。”明代钟人杰《性理会通》卷十九：“堂钟置香炉香盒于其上，两阶之间又设香卓。”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红娘移香桌儿近太湖石畔放着。”元代瞿佑诗曰：“雕檀斲梓样新奇，雾阁云窗任转移……轻烟每向穿花见，细语多因拜月知。”可见香桌与香几的使用比较雷同，多用于祠堂、家礼以及文人清供、拜月、宴会等。除了前文颜真卿的著述外，宋欧阳修等《新唐书·仪卫志上》记载：“朝日，殿上设黼扆、蹑席、熏炉、香案。” 可见香案多见于朝堂、大型祭祀典礼等庄重且等级森严的场合。三、香桌的起源与演变中国先秦时期重要的祭祀、通神、祛秽活动时，常常烧香草，如兰、蕙、萧、芷等。汉武帝时，交州及南海诸国纷纷献香贡香，香事奢靡日久。史载“隋炀帝除夜火山烧沉香甲煎不计数，海南诸香毕至矣”。东汉末年印度佛教东传，随之带来旃檀、沉香、乳香等各种香料用于礼佛，与本土的香事融合，香道更胜，香事礼仪家具专属性越发明显。法门寺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宝函的三个侧面主尊的前方，均錾刻出香桌。香桌略低矮，铺设桌围，其上置三件器物，中间为香炉，两侧是直筒状的香宝子。这是早期的宗教场所设香桌的形象，敦煌莫高窟中也有许多设有香桌香案的经变图。北宋江阴孙四娘子墓，出土的主要文物是六本手写经书，几5卷雕版印刷经卷，写经多用绢本或纸本，墨色清晰；刻经为木刻印刷，部分保留原装卷轴形式，说明墓主是一位虔诚的居士。其随葬的一张小方桌，极有可能是香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佚名《博古图》，赏画的文人身后一张方形香桌，绿石桌面上的香炉落于红色底座，香炉后方置花瓶及小座屏，座屏的设置显然是为香炉遮风，兼具观赏之用。故宫博物院藏南宋佚名《女孝经图》中的香桌，置于户外柳荫深处，侍女手捧香炉放在香桌上，为即将开始的香事做准备。画中香桌纤秀精巧，尽显明式风韵。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元代禅画《玄沙接物利生图》，高僧座位旁设一张略显长方的香桌，桌面铺设桌席，上陈鬲式香炉。面下四面腿间安横顺枨，上安抽屉一具。此时香桌的设计已经开始考虑使用的功能，增加贮藏空间，便于取用。元代张国宝撰、明晋叔校《元曲叙录》中，“罗李郎大闹相国寺杂剧” 插图，相国寺神龛前设长方香桌，上置香炉、烛台、花瓶。插图以界画手法绘出香桌细节，显示此桌设抽屉两具。伦敦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大明宣德年制”款剔红抽屉桌，此前常常被称为供桌，按前文所述，实为香桌。故宫博物院藏《甲申十同年图》，是创作于明代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的绢本设色群像画，描绘了十位同榜进士在近四十年后重聚的场景，是研究明代官制与士人交谊的重要图像史料。画中人物分三组排列，左侧两组进士之间设一方形托泥香桌，浅绿色桌面上置炉瓶三事，此外还有经书、花瓶及小座屏。此等陈设与《博古图》的香桌陈设暗合，似乎是宋明之际香事活动的一种固定模式。清代卞久《朱茂时祭祖宗像轴》藏于故宫博物院，描绘祭祀祖先的场景。画中朱茂时手持托盘，跪拜于香桌前，盘内有一把剪刀。据学者研究，这是江南的民间习俗。当地民间认为，在祭祖时先祖的鬼魂会回来，而恶鬼亦随之而至，然恶鬼惧怕利剪，故剪刀之作用即在于剪断与恶鬼的联系，以趋吉避凶。广州五大丛林之一的六榕寺，供奉一尊当世罕见的铜铸六祖慧能造像而闻名天下。此尊像是北宋端拱二年(989年)以紫铜铸造，像高1.8米，重约一千公斤。六祖结跏趺坐在法座上，双目低垂，手结定印，如入禅定。清末时期的老照片上，铜像前一具六方形香桌，高束腰，混面绦环板，三弯蜻蜓腿俊俏劲挺，十分古雅。可惜铜像仍在，此桌却不见踪影。摄于1907年的奉天天后宫照片上，空旷的院子里，仅有一座高大的塔式香炉和一棵枯树，树下一桌一凳，形单影只。由此可见，香桌自隋唐以来，是家祭、宗庙活动场所必不可少的礼仪家具，其形态基本为方形或长方形，偶有六边形、半月形等。部分香桌带有抽屉，抽屉基本为正面抽屉，且较深，其他三面无抽。本场拍品黄花梨高束腰方桌，一侧带有宽且深的大抽屉，显然是为靠边摆放设置，这完全符合香桌的特征，因此，这件高束腰方桌，应是一件礼仪场所专用的香桌。黄花梨香桌，桌面瘿木镶芯，纹理意态奇逸；边抹冰盘沿内敛舒缓，下沿踩线打洼，清爽利落。腿肩上截外露，边缘起线，立柱间束腰镶绦环板，以圆润的灯草线镌出狭长的禹门洞；牙板下沿亦起圆线，两侧接腿足内侧的边线下展至马蹄。香桌自桌面以下，以凝练圆劲的灯草线，勾勒出香桌的轮廓，清丽沉稳，庄严肃穆，如谦谦君子处之泰然，无疑个中神品。2026年5月7日星期四于榕城
常见问题
拍品的尺寸是多少？
长80cm；宽80cm；高78cm
这件拍品的流传来源是什么？
翦淞阁、小孤山馆、留余斋递藏
这件拍品被哪些著录书籍记载？
小孤山馆编：《小孤山馆藏器—家具》件三十三，第548-553页，故宫出版社，2021年。此例长宽见方80，比一般方桌略小，自带抽替，为放置香具、香料之用，造型简约空灵，朴实的明风扑面而来，原皮壳充满雕塑之美，黄花梨与瘿木相互映衬，是罕见的明代大型香几。面心镶瘿木一块，皮壳老辣，满架葡萄纹，因年久遍布S形牛毛状皴裂，如水波回旋，处处涡纹，天然图画，令人观之不足。边框采用顺纹大料，油性十足，侧面冰盘沿，下方勒打洼皮条线一道，颇显挺拔。高束腰，腿足露明为短柱，素混面压双边线，亦为明代做法。装通长抽屉一具，其上铲地起线为长如意形开光，线条粗硕而充满韧性，余三面设绦环板，以相同纹饰装饰。牙板厚实，皮壳甚厚，起鼓恰到好处，内蕴力量。沿边起扁圆线，与腿足顺畅而充满弹性地交圈。方腿足，下方内翻马蹄腿，扁矮朴实，甚为微妙。此香几为经典有束腰结体，但因材料搭配之考究和比例推敲之到位，显现出超凡品味，搁置空间，方正端严如同石几，观之如饮醇酒，意蕴无穷。礼仪家具之香桌略论—以黄花梨高束腰抽屉香桌为例文/谭向东中国传统礼仪家具是礼仪文化的物质载体，随着时代发展、礼仪规范的变化，以及不同场合的需要，而演绎出香桌、香几、香案、供桌、供案，作为专门用于焚香、祭祀、供奉的家具品种。一、香桌香案之名初现于唐宋，香几之名则晚至明末。香事礼仪家具体系中，香桌、香案、香几的名称，最早的是香案，唐代颜真卿著《大唐元陵仪注》记载：“内谒者帅中官设香案于座前，伞扇侍奉如仪。”宋薛居正撰《旧五代史》（成书于973年）卷一百七《史建塘传》记载：“庄宗命于军前设香卓，焚香祝之”，这是香桌首见于文献的记录。宋代香桌已深入民间，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瓦舍》中“香桌上设香炉，供佛前灯火”的记载，印证其已用于民间日常礼仪。而大名鼎鼎的香几之名，则要到明末才缓步登上历史舞台。明代高濂《遵生八笺》（明万历十九年1591刻本）记载：“书室中香几之制有二：高者二尺八寸，几面或大理石、岐阳玛瑙等石……或单置一炉焚香，此高几也”。明代午荣《鲁班经匠家境》（明万历本）中家具第32式“香几式”：“凡佐（做）香几，要看人家屋大小若何”。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文献包括鲁班经在内，未出现“供桌”一词，不仅家具类条目中未见，建筑类条目中亦未见此。笔者细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新镌京版工师雕斫正式鲁班经匠家镜》三卷，在“寺观庵堂庙宇式”一条载：“厅上宝槕三尺六寸高”。二、香桌与香几、香案的区别中国古代的桌、几、案界限不清，常有混同的情况，因而无法从名称上准确认定其形态。明万历介休本《金瓶梅词话》中，香桌一词在第21回出现两次，香几在第28、40回出现，香案则在第39、62、66回中先后出现五次，说明其并不等同。书中同样未出现“供桌（供卓）”，也印证了此时只有“香卓”而无“供桌”。香桌的外观造型，史籍中没有直接给出。香几在明晚期的史籍中屡有出现，《鲁班经》第32香几式，自上而下分几层，结构繁复，但尺寸恐有误，也未描叙清楚形状；《三才图会》给出了具体图像，是小而高的方几，虽然没有香桌的图像，但有书桌、檯、天禅几等，显然桌几还是有所区别。由三才图会所给出的影像，可以看出桌明显大于几，呈方形或长方形，而长宽比例差距不大，案类则是长度远远大于宽度。文献资料中对香桌、香几、香案的使用环境有诸多描述。宋佚名《奉先杂仪》载：“设香卓于堂中，置香炉香盒于其上。”明代官修《大明会典》卷九十五：“龛外各垂小帘，帘外设香卓于堂中。”明代钟人杰《性理会通》卷十九：“堂钟置香炉香盒于其上，两阶之间又设香卓。”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红娘移香桌儿近太湖石畔放着。”元代瞿佑诗曰：“雕檀斲梓样新奇，雾阁云窗任转移……轻烟每向穿花见，细语多因拜月知。”可见香桌与香几的使用比较雷同，多用于祠堂、家礼以及文人清供、拜月、宴会等。除了前文颜真卿的著述外，宋欧阳修等《新唐书·仪卫志上》记载：“朝日，殿上设黼扆、蹑席、熏炉、香案。” 可见香案多见于朝堂、大型祭祀典礼等庄重且等级森严的场合。三、香桌的起源与演变中国先秦时期重要的祭祀、通神、祛秽活动时，常常烧香草，如兰、蕙、萧、芷等。汉武帝时，交州及南海诸国纷纷献香贡香，香事奢靡日久。史载“隋炀帝除夜火山烧沉香甲煎不计数，海南诸香毕至矣”。东汉末年印度佛教东传，随之带来旃檀、沉香、乳香等各种香料用于礼佛，与本土的香事融合，香道更胜，香事礼仪家具专属性越发明显。法门寺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宝函的三个侧面主尊的前方，均錾刻出香桌。香桌略低矮，铺设桌围，其上置三件器物，中间为香炉，两侧是直筒状的香宝子。这是早期的宗教场所设香桌的形象，敦煌莫高窟中也有许多设有香桌香案的经变图。北宋江阴孙四娘子墓，出土的主要文物是六本手写经书，几5卷雕版印刷经卷，写经多用绢本或纸本，墨色清晰；刻经为木刻印刷，部分保留原装卷轴形式，说明墓主是一位虔诚的居士。其随葬的一张小方桌，极有可能是香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佚名《博古图》，赏画的文人身后一张方形香桌，绿石桌面上的香炉落于红色底座，香炉后方置花瓶及小座屏，座屏的设置显然是为香炉遮风，兼具观赏之用。故宫博物院藏南宋佚名《女孝经图》中的香桌，置于户外柳荫深处，侍女手捧香炉放在香桌上，为即将开始的香事做准备。画中香桌纤秀精巧，尽显明式风韵。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元代禅画《玄沙接物利生图》，高僧座位旁设一张略显长方的香桌，桌面铺设桌席，上陈鬲式香炉。面下四面腿间安横顺枨，上安抽屉一具。此时香桌的设计已经开始考虑使用的功能，增加贮藏空间，便于取用。元代张国宝撰、明晋叔校《元曲叙录》中，“罗李郎大闹相国寺杂剧” 插图，相国寺神龛前设长方香桌，上置香炉、烛台、花瓶。插图以界画手法绘出香桌细节，显示此桌设抽屉两具。伦敦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大明宣德年制”款剔红抽屉桌，此前常常被称为供桌，按前文所述，实为香桌。故宫博物院藏《甲申十同年图》，是创作于明代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的绢本设色群像画，描绘了十位同榜进士在近四十年后重聚的场景，是研究明代官制与士人交谊的重要图像史料。画中人物分三组排列，左侧两组进士之间设一方形托泥香桌，浅绿色桌面上置炉瓶三事，此外还有经书、花瓶及小座屏。此等陈设与《博古图》的香桌陈设暗合，似乎是宋明之际香事活动的一种固定模式。清代卞久《朱茂时祭祖宗像轴》藏于故宫博物院，描绘祭祀祖先的场景。画中朱茂时手持托盘，跪拜于香桌前，盘内有一把剪刀。据学者研究，这是江南的民间习俗。当地民间认为，在祭祖时先祖的鬼魂会回来，而恶鬼亦随之而至，然恶鬼惧怕利剪，故剪刀之作用即在于剪断与恶鬼的联系，以趋吉避凶。广州五大丛林之一的六榕寺，供奉一尊当世罕见的铜铸六祖慧能造像而闻名天下。此尊像是北宋端拱二年(989年)以紫铜铸造，像高1.8米，重约一千公斤。六祖结跏趺坐在法座上，双目低垂，手结定印，如入禅定。清末时期的老照片上，铜像前一具六方形香桌，高束腰，混面绦环板，三弯蜻蜓腿俊俏劲挺，十分古雅。可惜铜像仍在，此桌却不见踪影。摄于1907年的奉天天后宫照片上，空旷的院子里，仅有一座高大的塔式香炉和一棵枯树，树下一桌一凳，形单影只。由此可见，香桌自隋唐以来，是家祭、宗庙活动场所必不可少的礼仪家具，其形态基本为方形或长方形，偶有六边形、半月形等。部分香桌带有抽屉，抽屉基本为正面抽屉，且较深，其他三面无抽。本场拍品黄花梨高束腰方桌，一侧带有宽且深的大抽屉，显然是为靠边摆放设置，这完全符合香桌的特征，因此，这件高束腰方桌，应是一件礼仪场所专用的香桌。黄花梨香桌，桌面瘿木镶芯，纹理意态奇逸；边抹冰盘沿内敛舒缓，下沿踩线打洼，清爽利落。腿肩上截外露，边缘起线，立柱间束腰镶绦环板，以圆润的灯草线镌出狭长的禹门洞；牙板下沿亦起圆线，两侧接腿足内侧的边线下展至马蹄。香桌自桌面以下，以凝练圆劲的灯草线，勾勒出香桌的轮廓，清丽沉稳，庄严肃穆，如谦谦君子处之泰然，无疑个中神品。2026年5月7日星期四于榕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