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信息
拍品名称
清道光 蓝地粉彩年年吉庆纹灯笼尊
起拍价
RMB 1,800,000
估值区间
180万~280万
尺寸
30 cm.high
品相
无后天瑕疵（敬请留意：本品相报告仅作为参考依据，参拍前请各位买家自行仔细检查拍品并以实物为准）
更多信息
说明：本品为灯笼形制，器型饱满端庄，撇口，束颈，长鼓腹，下承圈足；因器腹圆长如灯、口足相敛而中腹外鼓，故名灯笼瓶。此类瓶式至清代中晚期颇为流行，既宜清供陈设，亦便于以粉彩满绘节令吉祥纹样。通体以蓝彩为地，其上纹饰以粉彩绘就，辅以描金点缀，口沿及颈部绘如意云头、缠枝花卉，肩部绘蕉叶纹辅以如意云肩，胫部饰莲瓣纹及回纹一周，线条流畅，繁简有度。器腹为主题空间，绘缠枝莲纹，莲蔓回环舒展，间以双鱼纹、卍字纹、磬、璎珞等吉祥纹样；双鱼两两相对，姿态相向而游，磬悬于莲枝之间，卍字回旋连绵，璎珞垂贯而下。诸纹不相混杂，而以蓝地、粉彩与金彩分其宾主，遂成庄重中有流动、富丽中见清雅的秩序。其吉祥语义，约可分为三层：缠枝莲、莲瓣与云肩构成福寿延绵、清净庄严之底；磬与双鱼谐音“吉庆有余”，以鱼为“余”的民间祝祷，进入清宫节令话语后，更添“有余不尽、吉庆长在”之意；卍字纹绵延回转，璎珞垂饰严净，则使画面不止于节庆热闹，而具礼制化的端正气象。此等题材并非新创，然本品难得处在以蓝色沉地为体、以粉彩细笔为用的处理：色地满密纹样，虽华美而不流于俗艳。其风格素雅内敛处，不失华贵；热闹吉祥处，又自存静穆。 “慎德堂制”款御窑贡瓷，据贡档所见，自道光十四年年贡起，一直延续至道光三十年年贡止，连续性颇强。每年各节令贡瓷，往往沿用相对固定之器形而更换纹样，以保持进呈之新鲜感：盘、碗等圆器造型较稳，纹饰则随节令与帝意变换；瓶、尊等琢器则较少拘泥陈规，形制与画面更易出新。道光二十二年贡档进单记：“十二月二十日，九江关监督普琳差贡……翠地五彩年年吉庆一统尊成对……”应为本品之记载。此式尊风格素雅而华美，吉祥纹归于清供，正与道光帝晚年园居心境相合，当为道光皇帝所锺爱。本品原为山中商会收藏，附原始信函，函中提及：“慎德堂瓷器为清代道光官窑，瓷质之白，彩画之精，可比雍正官窑。”此说可作为二十世纪前期古董市场对慎德堂款瓷的评价材料。山中商会为二十世纪初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东方艺术经纪机构之一，其业务根脉出自大阪古玩业，山中定次郎早年入山中吉兵卫古董商店学徒，后承继并扩展家业，逐步形成横跨日本、北美与欧洲的销售网络。自十九世纪末起，其先后经营纽约、波士顿、芝加哥、伦敦、巴黎等据点，将中国书画、陶瓷、佛教造像、漆器、玉器等输往欧美公私收藏，成为东亚艺术品进入西方博物馆、美术馆与上流社会宅邸的重要通道。其对清代御窑瓷器的市场判断，既反映日本中国美术收藏传统的鉴赏趣味，也折射出欧美收藏界对“白胎、精绘、堂名款”等皇家御用特征的持续兴趣。山中商会旧藏及相关函件不仅提示本品早年的流通轨迹，也说明此类器物在二十世纪初已被放置于“道光官窑精品”与“上承雍正粉彩意趣”的鉴赏脉络中加以推崇。
款识EN：'Made of Shendetang' Four Character Mark, Period of Daoguang, Qing Dynasty
名称EN：A BLUE-GROUND FAMILLE-ROSE 'BAT AND LOTUS' VASE
来源/记录/
出版：
来源：山中商会旧藏，附大阪山中商会信函br
展览：“山中商会-东西古美术展览会”，大阪美术俱乐部，1932年，编号675
出版：《山中商会-东西古美术展览会》，大阪美术俱乐部，1932年，页50，编号675《东瀛遗珠-山中商会及日本旧藏名窑瓷器》，佳趣雅集，2020年，页550，图133
大段：翠彩凝晖岁岁新——清道光蓝地洋彩年年吉庆纹灯笼尊小考◇ 金立言 林晨雷清道光一朝，督陶官贡瓷烧造数量锐减，瓶罐类琢器尤属凤毛麟角。而“慎德堂制”款贡瓷专为道光帝御用，路份之高非寻常官窑可比。本次大羿秋拍之蓝地洋彩年年吉庆纹灯笼尊，经与清宫档案比对，确认为道光二十二年督陶官普琳所进年节贡瓷，档物互证，若合符节。此尊更曾为山中商会旧藏，传承有序。本文从道光朝贡瓷制度、慎德堂款源流及档案名实之辨三端入手，略作小考，以示其珍。一、道光朝的督陶官贡瓷道光贡瓷存世不多，民国时古玩商已感叹道光“慎德堂制”款瓷器难得，而其中瓶类琢器更是稀少。究其原因，是道光时烧造量本来就少的缘故。道光元年（1821）正月，道光帝下诏停止吉祥贡（元旦贡），正式实行每年三贡制度，即端阳贡、万寿贡、年节贡。道光朝督陶官贡档保存最为完整，30年中总共84份，仅道光八年万寿贡、二十一年年节贡、二十九年年节贡3份贡档缺失。道光元年、二年时，因嘉庆帝驾崩，道光帝需居丧27个月，期间万寿节并不举行庆典，也不许呈进贡品。嘉庆二十五年（1820）八月，道光帝谕旨：“各省督抚、盐、关、织造，向有呈进方物，若不预行宣谕，恐仍循旧例，相率入贡。朕在谅阴之中，食处皆所不安。着通谕各省督抚、盐政、织造、关差等，一应贡献概行停止，即食品亦不准呈进，俟三年之后再候谕旨。”1即便在释服以后，道光帝依旧减少贡物数量，除标榜节俭的因素外，也与嘉庆朝以来关税盈余银欠收严重有关。此外，道光帝还对贡物品类进行直接管控，几乎将贡物作为传办物品处理。就督陶官贡档所见，道光朝对贡瓷品种和数量均有诸多调整，当出于道光帝旨意。道光元年贡瓷数量尚较多，如端阳贡有24项376件贡瓷，依旧维持嘉庆时期水平。至道光二年（1822）断崖式下跌，端阳贡只剩5项38件贡瓷。道光二年开始，道光帝着意改变现状，对贡瓷提出新的要求。道光二年五月传旨：“九江关所进瓷器颜色、花样均属不佳。着寄信九江关监督，嗣后呈进瓷器，素色着仿古用粉窑、哥窑及青花白地者，其彩色着用霁红色并五彩花样者不得过艳，其洋彩及鼓出花样之件着无庸呈进。”2道光十二年（1832），贡瓷品种和数量调整完成，此后每年贡瓷基本均为27项348件（包括端阳贡6项66件，万寿贡8项96件，年节贡13项186件），成为定例。其中多数为盘碗杯碟类圆器，而瓶罐类琢器每年仅有9项18件，即每贡3项6件，其珍罕程度可想而知。二、慎德堂和“慎德堂制”款贡瓷道光贡瓷中最为人称道的，自然要数“慎德堂制”款瓷器。慎德堂是圆明园九洲清晏岛上的一组建筑，始建于道光十年（1830），次年三月建成，是道光帝谕旨拆除原有建筑后为自己新建的寝宫和办公之所，面阔五间，进深三卷。道光、咸丰两帝长期在此居住理政，直至咸丰十年（1860）遭英法联军焚毁。道光十三年（1833）八月，道光帝第一次下旨传办“慎德堂制”款瓷器。十四年（1834）二月二十二日传旨：“十四年年贡起，九江呈进瓷器款‘慎德堂制’要红字。”3因此，自道光十四年十二月起，所有督陶官贡瓷均改署“慎德堂制”矾红款，而无论为何种品种（除个别底足内施红釉器物署金彩款外），直至道光三十年为止。而大运和传办瓷器均为青花款或刻款，不署矾红款，以作区别。大约自乾隆中期开始，督陶官贡瓷中仅有洋彩器物开始署矾红款，其他品种的贡瓷（如青花、釉里红、斗彩、单色釉等）并不署矾红款。道光“慎德堂制”款瓷器开创了所有贡瓷均署矾红款的定例。此后的咸丰贡瓷虽改署“大清咸丰年制”六字双行款，但遵循道光旧例，依然为矾红写款。道光帝虽以节俭著称，但自道光十三年起，其对御窑瓷器的色彩、纹饰有了诸多极细致的要求，与雍乾二帝颇为相似。如道光十三年五月传旨：“要白地黑蝴蝶，其蝴蝶大的有一寸，小蝴蝶要六七分。”4又如十五年四月传旨：“嗣后端阳、万寿、年节贡内呈进磁器，不必拘定节令，变别花样呈进，花纹要细。”5道光帝甚至开始在意器型的细微变化，如道光二十四年对羹匙的匙柄弧度作微调，又如十五年八月，道光帝发现德顺贡瓷内九寸盘的尺寸不足，传旨“嗣后呈进贡内瓷器遇有尺寸者，不可虚写尺寸”。6正是由于道光帝对瓷器制作相当在意，御窑厂又推陈出新，并维持相当的产品质量，以“慎德堂制”款瓷器为代表的道光贡瓷精品，质量完全不逊于乾隆时期。一般的督陶官贡瓷多用于赏赐臣属，但“慎德堂制”款贡瓷主要为道光帝御用，具有私人性质，并不用来赏赐，属于清代官窑瓷器中路份最高者。贡档记载，“慎德堂制”款贡瓷的去向包括慎德堂东廊、慎德堂西廊、慎德堂后廊东边、明殿、抱厦、含碧堂后廊、奉三无私前廊，共计七处。其中，明殿即宫殿的明间，抱厦为主体建筑之侧突出的小房子，虽然许多宫殿都有明殿和抱厦，但此处应指慎德堂的明殿和抱厦。慎德堂明殿朝南，北有抱厦，也就是说，道光帝将“慎德堂制”款贡瓷环置于慎德堂东南西北四周。含碧堂位于圆明园长春仙馆，道光帝曾居住于此，长春仙馆有圆明园“第二寝宫”的称号。奉三无私殿是九洲清晏中轴线上的中殿，主要用于举办宗亲宴。三、清宫档案与本拍品的互证道光朝督陶官贡档保存基本完整，可靠的传世品应能从档案中找到对应记录。经查阅贡档，可知本拍品为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督陶官普琳所贡“翠地五彩年年吉庆一统尊成对”（图1）。其中，“翠地”即为蓝地，是较霁蓝浅而较天蓝深的蓝色，“翠”应指翠鸟羽毛的颜色，即形容康熙青花料发色的所谓“翠毛蓝”。典型例子如八种节令膳碗中的鹊桥仙渡膳碗（图2）和重阳菊花膳碗，清档即称“翠地”。再如台北故宫所藏嘉庆蓝地洋彩福寿番莲纹柳叶瓶（图3），为嘉庆五年闰四月二十三日阿克当阿所贡“翠地洋彩柳叶瓶成对”。此外，档案中还见有“深翠地”和“浅翠地”，可知翠地有多种色相。档案名称中的“五彩”应为“洋彩”，即御窑厂使用珐琅料在白瓷胎上加彩，二次烧制而成，现今或概称为粉彩。此种在御窑厂上彩的瓷器，清宫档案中一般称为“洋彩”，以区别于在北京造办处上彩的“瓷胎画珐琅”。而“五彩”指以中国传统生料绘制的釉上彩瓷器，清代雍正以后御窑厂即极少制作此类品种。但由于前引道光二年谕旨“其洋彩及鼓出花样之件着无庸呈进”， 造成道光朝督陶官在贡档上尽量避免“洋彩”一词，通常改称“五彩”“彩”，或干脆不提装饰工艺。如同年四月普琳于端阳贡呈进的“十八罗汉福寿尊成对”和“五彩月月见喜盖罐成对”，应都是洋彩品种，但均未称“洋彩”。名称中的“年年吉庆”是指瓷器的主纹饰。细观本拍品，腹部满绘缠枝莲纹，在最大的西番莲花朵上方竖立金戟，下方缀饰宝磬，寓意“吉庆”。在戟两侧还悬挂两条鲶鱼，寓意“年年”，与戟、磬共同构成“年年吉庆”的主题，作为年节贡瓷，恭贺道光帝新年快乐，十分应景。最后，档案名称中“一统尊”指筒瓶类器型，形似灯笼罩，现今常称为灯笼瓶或灯笼尊。器型或源自明末清初转变期流行的筒瓶，亦或源自玉器。贡瓷中始见于乾隆二十五年七月舒善贡“洋彩香山九老一统尊成对”。一统尊有“江山一统”的美好寓意，又因宽阔的腹部便于绘画通景纹饰，乾隆中期以后渐多，乾隆晚期至道光朝十分流行。如台北故宫所藏嘉庆洋彩海屋添筹图灯笼瓶（图4），即为嘉庆七年十月初四日阿克当阿贡“洋红地洋彩海屋添筹一统尊成对”，其器型与本拍品基本一致。除了名称与档案对应外，款识写法也要符合年代特征，才算真正的名实相符。香港关善明先生旧藏中有一对“慎德堂制”款蟠桃云鹤羹匙，其属于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普琳万寿贡瓷“洋彩海鹤蟠桃羹匙十件”，与本拍品为同年贡物。观其款识写法（图5），与拍品如出一辙，可资参照。7四、山中商会旧藏与山本照相馆影集山中商会是近代日本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古董商号，由山中定次郎（1866—1936）创立，总店设于大阪高丽桥，复于北京、纽约、波士顿、伦敦、芝加哥等地广设分店，经手中国文物不计其数。晚清恭亲王奕訢酷爱收藏，恭王府中存有数量庞大的各类文物。1912年3月，承袭恭亲王爵位的溥伟为筹集复辟经费，将恭王府旧藏古玩杂项的绝大部分售予山中商会，成为近代中国文物流散史上的著名事件。翌年，山中商会在纽约及伦敦分别举办“The Prince Kung Collection”恭王府旧藏专场拍卖，纽约拍卖自1913年2月27日至3月1日持续三天，总营业额达279,805美元，其中康熙豇豆红、苹果绿等单色釉瓷器创下高价，轰动一时。此后，山中商会陆续在日本及欧美各国举办了一系列展卖会并发行图录，又于1917年设立北京支店，委任高田又四郎（1885年生）主理业务。本拍品即为山中商会旧藏，并于1932年参加大阪美术俱乐部举办的“山中商会-东西古美术展览会”，编号675，今尚附有彼时大阪山中商会的相关信函可稽（参见附注8），传承历历，脉络分明。北京山本照相馆由日本摄影师山本赞七郎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东安门外霞公府（今贵宾楼饭店处）创办，清末民国时期在北京城内家喻户晓，曾为不少清朝官员和在京的外国名人拍照。如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袁世凯的外籍政治顾问莫理循等人，皆曾出入其镜头之下；庆亲王奕劻、清逊帝溥仪等皇室贵胄亦屡见不鲜，其中最为著名者，当属为慈禧太后所摄之御容。山本赞七郎不仅与皇室贵胄、中外名流往来密切，更将镜头延伸至风土民情、街景名胜、器物古玩等方方面面，拍摄内容丰富多彩8。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山中商会旧藏文物的著录照片之上，往往钤盖有英文“S.YAMAMOTO PEKING”字样的钢印，正是山本照相馆的标识，可知山中商会当年曾专门委托山本照相馆为经手器物摄影存照。本件拍品即附有山本照相馆拍摄的原照片，影像清晰，流传有序，为其早年递藏经历提供了直观的图像证据。2020年出版的《东瀛遗珠-山中商会及日本旧藏名窑瓷器》一书，首次披露了民国时期山本照相馆在北京拍摄的百余幅瓷器、玉器黑白照片9，其中不少可在山中商会的展卖图录中找到完全相同的图版，经研究确认为山中商会经手器物。影集之中，可见雍正胭脂红龙纹玉壶春瓶（现藏颍川美术馆）、雍正洋彩过枝菊花大盘（静嘉堂文库美术馆）、乾隆珐琅彩西洋人物双联瓶（永青文库）、乾隆珐琅彩荷塘水禽瓶（私人藏）、乾隆洋彩群鹿图蝙蝠耳对瓶（京都国立博物馆）、乾隆松石绿地洋彩寿山福海双耳瓶、乾隆洋彩山水人物小插屏（成对）、道光慎德堂款粉彩八仙图花盆（成对）等诸多名品旧影。本拍品的山本照相馆原照片与此影集同出一脉，益证其于民国时期经山中商会流转之经历，洵属难得。五、结语综上所考，本件拍品当为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督陶官普琳年节贡瓷“翠地五彩年年吉庆一统尊成对”中的一件，档物互证，完美对应。更难能可贵的是，这对一统尊在民国时曾为山中商会旧藏，并于1932年参加大阪美术俱乐部举办的“山中商会-东西古美术展览会”。102020年金立言主编的《东瀛遗珠-山中商会及日本旧藏名窑瓷器》一书亦有收录。11有此重要传承加持，本拍品堪称道光御窑殊绝珍品，实属可遇而不可求。附注1.《清宫内务府奏销档》，册188，页430，嘉庆二十五年八月初十日。2.铁源等编，《清宫瓷器档案全集》，中国画报出版社，2008年，卷30，页232。3.《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31，页82。4.《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32，页367。5.《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31，页123。6.《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31，页124。7.林业强编，《关氏所藏晚清官窑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3年，页67。8.日向康三郎，《北京山本照相馆•西太后写真与日本人写真师》，雄山阁，2015年。9.金立言编，《东瀛遗珠-山中商会及日本旧藏名窑瓷器》，佳趣雅集，2020年，书中所收山本照相馆摄影器物照片影集。10.附大阪山中商会信函。
展览：“山中商会-东西古美术展览会”，大阪美术俱乐部，1932年，编号675。11.金立言编，《东瀛遗珠-山中商会及日本旧藏名窑瓷器》，佳趣雅集，2020年，页550，图133。
备注：◎ 本件拍品为保税拍品
款识EN：'Made of Shendetang' Four Character Mark, Period of Daoguang, Qing Dynasty
名称EN：A BLUE-GROUND FAMILLE-ROSE 'BAT AND LOTUS' VASE
来源/记录/
出版：
来源：山中商会旧藏，附大阪山中商会信函br
展览：“山中商会-东西古美术展览会”，大阪美术俱乐部，1932年，编号675
出版：《山中商会-东西古美术展览会》，大阪美术俱乐部，1932年，页50，编号675《东瀛遗珠-山中商会及日本旧藏名窑瓷器》，佳趣雅集，2020年，页550，图133
大段：翠彩凝晖岁岁新——清道光蓝地洋彩年年吉庆纹灯笼尊小考◇ 金立言 林晨雷清道光一朝，督陶官贡瓷烧造数量锐减，瓶罐类琢器尤属凤毛麟角。而“慎德堂制”款贡瓷专为道光帝御用，路份之高非寻常官窑可比。本次大羿秋拍之蓝地洋彩年年吉庆纹灯笼尊，经与清宫档案比对，确认为道光二十二年督陶官普琳所进年节贡瓷，档物互证，若合符节。此尊更曾为山中商会旧藏，传承有序。本文从道光朝贡瓷制度、慎德堂款源流及档案名实之辨三端入手，略作小考，以示其珍。一、道光朝的督陶官贡瓷道光贡瓷存世不多，民国时古玩商已感叹道光“慎德堂制”款瓷器难得，而其中瓶类琢器更是稀少。究其原因，是道光时烧造量本来就少的缘故。道光元年（1821）正月，道光帝下诏停止吉祥贡（元旦贡），正式实行每年三贡制度，即端阳贡、万寿贡、年节贡。道光朝督陶官贡档保存最为完整，30年中总共84份，仅道光八年万寿贡、二十一年年节贡、二十九年年节贡3份贡档缺失。道光元年、二年时，因嘉庆帝驾崩，道光帝需居丧27个月，期间万寿节并不举行庆典，也不许呈进贡品。嘉庆二十五年（1820）八月，道光帝谕旨：“各省督抚、盐、关、织造，向有呈进方物，若不预行宣谕，恐仍循旧例，相率入贡。朕在谅阴之中，食处皆所不安。着通谕各省督抚、盐政、织造、关差等，一应贡献概行停止，即食品亦不准呈进，俟三年之后再候谕旨。”1即便在释服以后，道光帝依旧减少贡物数量，除标榜节俭的因素外，也与嘉庆朝以来关税盈余银欠收严重有关。此外，道光帝还对贡物品类进行直接管控，几乎将贡物作为传办物品处理。就督陶官贡档所见，道光朝对贡瓷品种和数量均有诸多调整，当出于道光帝旨意。道光元年贡瓷数量尚较多，如端阳贡有24项376件贡瓷，依旧维持嘉庆时期水平。至道光二年（1822）断崖式下跌，端阳贡只剩5项38件贡瓷。道光二年开始，道光帝着意改变现状，对贡瓷提出新的要求。道光二年五月传旨：“九江关所进瓷器颜色、花样均属不佳。着寄信九江关监督，嗣后呈进瓷器，素色着仿古用粉窑、哥窑及青花白地者，其彩色着用霁红色并五彩花样者不得过艳，其洋彩及鼓出花样之件着无庸呈进。”2道光十二年（1832），贡瓷品种和数量调整完成，此后每年贡瓷基本均为27项348件（包括端阳贡6项66件，万寿贡8项96件，年节贡13项186件），成为定例。其中多数为盘碗杯碟类圆器，而瓶罐类琢器每年仅有9项18件，即每贡3项6件，其珍罕程度可想而知。二、慎德堂和“慎德堂制”款贡瓷道光贡瓷中最为人称道的，自然要数“慎德堂制”款瓷器。慎德堂是圆明园九洲清晏岛上的一组建筑，始建于道光十年（1830），次年三月建成，是道光帝谕旨拆除原有建筑后为自己新建的寝宫和办公之所，面阔五间，进深三卷。道光、咸丰两帝长期在此居住理政，直至咸丰十年（1860）遭英法联军焚毁。道光十三年（1833）八月，道光帝第一次下旨传办“慎德堂制”款瓷器。十四年（1834）二月二十二日传旨：“十四年年贡起，九江呈进瓷器款‘慎德堂制’要红字。”3因此，自道光十四年十二月起，所有督陶官贡瓷均改署“慎德堂制”矾红款，而无论为何种品种（除个别底足内施红釉器物署金彩款外），直至道光三十年为止。而大运和传办瓷器均为青花款或刻款，不署矾红款，以作区别。大约自乾隆中期开始，督陶官贡瓷中仅有洋彩器物开始署矾红款，其他品种的贡瓷（如青花、釉里红、斗彩、单色釉等）并不署矾红款。道光“慎德堂制”款瓷器开创了所有贡瓷均署矾红款的定例。此后的咸丰贡瓷虽改署“大清咸丰年制”六字双行款，但遵循道光旧例，依然为矾红写款。道光帝虽以节俭著称，但自道光十三年起，其对御窑瓷器的色彩、纹饰有了诸多极细致的要求，与雍乾二帝颇为相似。如道光十三年五月传旨：“要白地黑蝴蝶，其蝴蝶大的有一寸，小蝴蝶要六七分。”4又如十五年四月传旨：“嗣后端阳、万寿、年节贡内呈进磁器，不必拘定节令，变别花样呈进，花纹要细。”5道光帝甚至开始在意器型的细微变化，如道光二十四年对羹匙的匙柄弧度作微调，又如十五年八月，道光帝发现德顺贡瓷内九寸盘的尺寸不足，传旨“嗣后呈进贡内瓷器遇有尺寸者，不可虚写尺寸”。6正是由于道光帝对瓷器制作相当在意，御窑厂又推陈出新，并维持相当的产品质量，以“慎德堂制”款瓷器为代表的道光贡瓷精品，质量完全不逊于乾隆时期。一般的督陶官贡瓷多用于赏赐臣属，但“慎德堂制”款贡瓷主要为道光帝御用，具有私人性质，并不用来赏赐，属于清代官窑瓷器中路份最高者。贡档记载，“慎德堂制”款贡瓷的去向包括慎德堂东廊、慎德堂西廊、慎德堂后廊东边、明殿、抱厦、含碧堂后廊、奉三无私前廊，共计七处。其中，明殿即宫殿的明间，抱厦为主体建筑之侧突出的小房子，虽然许多宫殿都有明殿和抱厦，但此处应指慎德堂的明殿和抱厦。慎德堂明殿朝南，北有抱厦，也就是说，道光帝将“慎德堂制”款贡瓷环置于慎德堂东南西北四周。含碧堂位于圆明园长春仙馆，道光帝曾居住于此，长春仙馆有圆明园“第二寝宫”的称号。奉三无私殿是九洲清晏中轴线上的中殿，主要用于举办宗亲宴。三、清宫档案与本拍品的互证道光朝督陶官贡档保存基本完整，可靠的传世品应能从档案中找到对应记录。经查阅贡档，可知本拍品为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督陶官普琳所贡“翠地五彩年年吉庆一统尊成对”（图1）。其中，“翠地”即为蓝地，是较霁蓝浅而较天蓝深的蓝色，“翠”应指翠鸟羽毛的颜色，即形容康熙青花料发色的所谓“翠毛蓝”。典型例子如八种节令膳碗中的鹊桥仙渡膳碗（图2）和重阳菊花膳碗，清档即称“翠地”。再如台北故宫所藏嘉庆蓝地洋彩福寿番莲纹柳叶瓶（图3），为嘉庆五年闰四月二十三日阿克当阿所贡“翠地洋彩柳叶瓶成对”。此外，档案中还见有“深翠地”和“浅翠地”，可知翠地有多种色相。档案名称中的“五彩”应为“洋彩”，即御窑厂使用珐琅料在白瓷胎上加彩，二次烧制而成，现今或概称为粉彩。此种在御窑厂上彩的瓷器，清宫档案中一般称为“洋彩”，以区别于在北京造办处上彩的“瓷胎画珐琅”。而“五彩”指以中国传统生料绘制的釉上彩瓷器，清代雍正以后御窑厂即极少制作此类品种。但由于前引道光二年谕旨“其洋彩及鼓出花样之件着无庸呈进”， 造成道光朝督陶官在贡档上尽量避免“洋彩”一词，通常改称“五彩”“彩”，或干脆不提装饰工艺。如同年四月普琳于端阳贡呈进的“十八罗汉福寿尊成对”和“五彩月月见喜盖罐成对”，应都是洋彩品种，但均未称“洋彩”。名称中的“年年吉庆”是指瓷器的主纹饰。细观本拍品，腹部满绘缠枝莲纹，在最大的西番莲花朵上方竖立金戟，下方缀饰宝磬，寓意“吉庆”。在戟两侧还悬挂两条鲶鱼，寓意“年年”，与戟、磬共同构成“年年吉庆”的主题，作为年节贡瓷，恭贺道光帝新年快乐，十分应景。最后，档案名称中“一统尊”指筒瓶类器型，形似灯笼罩，现今常称为灯笼瓶或灯笼尊。器型或源自明末清初转变期流行的筒瓶，亦或源自玉器。贡瓷中始见于乾隆二十五年七月舒善贡“洋彩香山九老一统尊成对”。一统尊有“江山一统”的美好寓意，又因宽阔的腹部便于绘画通景纹饰，乾隆中期以后渐多，乾隆晚期至道光朝十分流行。如台北故宫所藏嘉庆洋彩海屋添筹图灯笼瓶（图4），即为嘉庆七年十月初四日阿克当阿贡“洋红地洋彩海屋添筹一统尊成对”，其器型与本拍品基本一致。除了名称与档案对应外，款识写法也要符合年代特征，才算真正的名实相符。香港关善明先生旧藏中有一对“慎德堂制”款蟠桃云鹤羹匙，其属于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普琳万寿贡瓷“洋彩海鹤蟠桃羹匙十件”，与本拍品为同年贡物。观其款识写法（图5），与拍品如出一辙，可资参照。7四、山中商会旧藏与山本照相馆影集山中商会是近代日本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古董商号，由山中定次郎（1866—1936）创立，总店设于大阪高丽桥，复于北京、纽约、波士顿、伦敦、芝加哥等地广设分店，经手中国文物不计其数。晚清恭亲王奕訢酷爱收藏，恭王府中存有数量庞大的各类文物。1912年3月，承袭恭亲王爵位的溥伟为筹集复辟经费，将恭王府旧藏古玩杂项的绝大部分售予山中商会，成为近代中国文物流散史上的著名事件。翌年，山中商会在纽约及伦敦分别举办“The Prince Kung Collection”恭王府旧藏专场拍卖，纽约拍卖自1913年2月27日至3月1日持续三天，总营业额达279,805美元，其中康熙豇豆红、苹果绿等单色釉瓷器创下高价，轰动一时。此后，山中商会陆续在日本及欧美各国举办了一系列展卖会并发行图录，又于1917年设立北京支店，委任高田又四郎（1885年生）主理业务。本拍品即为山中商会旧藏，并于1932年参加大阪美术俱乐部举办的“山中商会-东西古美术展览会”，编号675，今尚附有彼时大阪山中商会的相关信函可稽（参见附注8），传承历历，脉络分明。北京山本照相馆由日本摄影师山本赞七郎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东安门外霞公府（今贵宾楼饭店处）创办，清末民国时期在北京城内家喻户晓，曾为不少清朝官员和在京的外国名人拍照。如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袁世凯的外籍政治顾问莫理循等人，皆曾出入其镜头之下；庆亲王奕劻、清逊帝溥仪等皇室贵胄亦屡见不鲜，其中最为著名者，当属为慈禧太后所摄之御容。山本赞七郎不仅与皇室贵胄、中外名流往来密切，更将镜头延伸至风土民情、街景名胜、器物古玩等方方面面，拍摄内容丰富多彩8。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山中商会旧藏文物的著录照片之上，往往钤盖有英文“S.YAMAMOTO PEKING”字样的钢印，正是山本照相馆的标识，可知山中商会当年曾专门委托山本照相馆为经手器物摄影存照。本件拍品即附有山本照相馆拍摄的原照片，影像清晰，流传有序，为其早年递藏经历提供了直观的图像证据。2020年出版的《东瀛遗珠-山中商会及日本旧藏名窑瓷器》一书，首次披露了民国时期山本照相馆在北京拍摄的百余幅瓷器、玉器黑白照片9，其中不少可在山中商会的展卖图录中找到完全相同的图版，经研究确认为山中商会经手器物。影集之中，可见雍正胭脂红龙纹玉壶春瓶（现藏颍川美术馆）、雍正洋彩过枝菊花大盘（静嘉堂文库美术馆）、乾隆珐琅彩西洋人物双联瓶（永青文库）、乾隆珐琅彩荷塘水禽瓶（私人藏）、乾隆洋彩群鹿图蝙蝠耳对瓶（京都国立博物馆）、乾隆松石绿地洋彩寿山福海双耳瓶、乾隆洋彩山水人物小插屏（成对）、道光慎德堂款粉彩八仙图花盆（成对）等诸多名品旧影。本拍品的山本照相馆原照片与此影集同出一脉，益证其于民国时期经山中商会流转之经历，洵属难得。五、结语综上所考，本件拍品当为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督陶官普琳年节贡瓷“翠地五彩年年吉庆一统尊成对”中的一件，档物互证，完美对应。更难能可贵的是，这对一统尊在民国时曾为山中商会旧藏，并于1932年参加大阪美术俱乐部举办的“山中商会-东西古美术展览会”。102020年金立言主编的《东瀛遗珠-山中商会及日本旧藏名窑瓷器》一书亦有收录。11有此重要传承加持，本拍品堪称道光御窑殊绝珍品，实属可遇而不可求。附注1.《清宫内务府奏销档》，册188，页430，嘉庆二十五年八月初十日。2.铁源等编，《清宫瓷器档案全集》，中国画报出版社，2008年，卷30，页232。3.《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31，页82。4.《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32，页367。5.《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31，页123。6.《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31，页124。7.林业强编，《关氏所藏晚清官窑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3年，页67。8.日向康三郎，《北京山本照相馆•西太后写真与日本人写真师》，雄山阁，2015年。9.金立言编，《东瀛遗珠-山中商会及日本旧藏名窑瓷器》，佳趣雅集，2020年，书中所收山本照相馆摄影器物照片影集。10.附大阪山中商会信函。
展览：“山中商会-东西古美术展览会”，大阪美术俱乐部，1932年，编号675。11.金立言编，《东瀛遗珠-山中商会及日本旧藏名窑瓷器》，佳趣雅集，2020年，页550，图133。
备注：◎ 本件拍品为保税拍品
常见问题
这件清道光 蓝地粉彩年年吉庆纹灯笼尊的成交价是多少？
落槌价为 预展中。 成交价为 预展中。
拍品的品相状况如何？
无后天瑕疵（敬请留意：本品相报告仅作为参考依据，参拍前请各位买家自行仔细检查拍品并以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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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cm.high
这件拍品的流传来源是什么？
山中商会旧藏，附大阪山中商会信函br
这件拍品曾在哪些展览中展出过？
“山中商会-东西古美术展览会”，大阪美术俱乐部，1932年，编号675
关于这件拍品还有哪些补充说明？
◎ 本件拍品为保税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