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 6542 清乾隆 青花加洋彩莲托八宝贲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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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公司 | 北京保利 |
|---|---|
| 拍卖时间 | 2026年07月20日 |
拍品信息
拍品名称
清乾隆 青花加洋彩莲托八宝贲巴瓶
起拍价
RMB 600,000
估值区间
RMB 600000 - 800000
尺寸
未知
品相
未知
更多信息
「大清乾隆年制」款
备注：
• 北京拍卖会，2017年春季拍卖，编号167
H25.5 cm
藏地圣器佑平安
“贲巴”为藏语“བུམ་པ་”(bum-pa) 的音译，本义为“宝瓶”，原是藏传佛教寺院中用于盛载净水、举行灌顶仪式的核心法器，传统多以金、银、铜等金属铸造。清军入关后，为巩固对蒙藏地区的统治，清廷对藏传佛教采取了全面扶持的政策。至乾隆时期，这种政策达到顶峰，藏传佛教法器开始大规模被转化为御窑瓷器品种。
根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瓷质贲巴瓶的烧造始于乾隆初年，乾隆十七年（1752 年）后形成定制。与藏地金属贲巴瓶相比，清宫瓷质贲巴瓶在保留基本宗教功能的同时，融入了鲜明的中原审美特征：器身更加修长挺拔，比例协调优美；腹部更加饱满圆润，便于绘制繁复纹饰；口部增设伞状盘口和盖，既符合中原瓷器的审美习惯，又增加了陈设的稳定性。
这件贲巴瓶通高约 26 厘米，形制标准完整：顶部为覆钵式盖，盖面微鼓，中心设宝珠钮；下承盘口，束颈，颈下部饰凸起的弦纹；溜肩，鼓腹，下腹内收，高圈足外撇。整体线条流畅，端庄稳重，既有宗教法器的庄严神圣，又有宫廷御瓷的华贵典雅。
活计档中记载的珍稀烧造背景
乾隆朝御窑瓷器的烧造，无不遵循“先传旨、后烧造、再解京”的严格流程，所有细节均记录在《活计档》《瓷器档》和《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关于贲巴瓶的烧造，档案中有极为详尽的记载，为我们考证本品的历史背景提供了确凿依据。
（一）烧造数量与时间考证
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活计档・江西烧造瓷器》，自乾隆十七年至乾隆六十年，九江关监督共解运进京贲巴瓶约 1200 余件，平均每年烧造约 20 件。但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为色地粉彩品种，其中黄地粉彩约占 65%，绿地粉彩约占 25%，蓝地、红地等其他色地约占8%，而白地青花加洋彩品种仅见记载 18 件，不足总量的1.5%。
最为关键的一条档案见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五月二十三日：
“太监胡世杰传旨：着传谕九江关监督全德，烧造白地青花加洋彩莲托八宝贲巴瓶四对，内二对供雍和宫法轮殿，一对供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大红台，一对留养心殿佛堂。钦此。”
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全德解运瓷器进京，《瓷器档》记载：“白地青花洋彩莲托八宝贲巴瓶四对，随木座，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这是目前所见档案中关于白地青花加洋彩贲巴瓶最明确的烧造记录。本品的纹饰、工艺、尺寸与档案记载完全吻合，极有可能就是这四对中的一件。
（二）宫内陈设与用途考证
根据档案记载，清宫所藏贲巴瓶主要有三大用途：
1.宫内佛堂陈设供奉：约 40% 的贲巴瓶用于紫禁城、圆明园、颐和园各处佛堂，如养心殿佛堂、中正殿、雨花阁等。本品档案中明确记载“一对留养心殿佛堂”，说明其曾是乾隆帝日常礼佛的重要供器。
2.皇家寺庙供奉：约 35% 的贲巴瓶被送往京城及承德的皇家藏传佛教寺庙，如雍和宫、承德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等。乾隆三十八年烧造的四对中，就有三对用于寺庙供奉。
3.赏赐蒙藏贵族：约 25% 的贲巴瓶作为国礼赏赐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蒙古王公等。例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六世班禅进京朝觐，乾隆帝一次就赏赐了贲巴瓶 12 件，其中就包括 2 件白地青花加洋彩品种。
纹饰背后的政治智慧
乾隆帝在御瓷上大量使用藏传佛教纹饰，绝非单纯出于个人宗教信仰，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考量。他在《喇嘛说》中明确提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
通过将藏传佛教最神圣的八宝纹绘制在代表皇权的御窑瓷器上，乾隆帝巧妙地将宗教权威与世俗皇权结合起来。对于蒙藏民族而言，这些绘有八宝纹的贲巴瓶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品，更是中央政府对其宗教信仰认可的象征。当这些贲巴瓶被赏赐给达赖、班禅和蒙古王公时，它们就成为了维系民族团结、巩固边疆稳定的政治纽带。
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对藏传佛教最为推崇的皇帝之一，他不仅精通藏文，修习藏传佛教教义，拜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为师，还在全国范围内修建了大量藏传佛教寺庙。但乾隆帝的崇佛，始终是为其政治统治服务的。
乾隆朝是清朝疆域最为辽阔的时期，如何有效统治蒙藏地区，是乾隆帝面临的重大政治课题。他深刻认识到，藏传佛教在蒙藏民族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达赖、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因此，他采取了“以教治教”的策略，通过扶持藏传佛教来加强对蒙藏地区的控制。
瓷质贲巴瓶正是这一策略的产物。与金、银、铜质法器相比，瓷器具有独特的优势：它是中原文化的象征，代表着中央政府的权威；它可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满足大量赏赐的需求；它的纹饰可以根据政治需要进行设计，传递特定的政治信息。
在乾隆帝的精心策划下，贲巴瓶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礼物”。它随着清廷的使者，走遍了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将中央政府的恩宠与权威传递到每一个蒙藏部落。它见证了六世班禅进京朝觐的历史盛事，见证了土尔扈特部东归的英雄壮举，也见证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备注：
• 北京拍卖会，2017年春季拍卖，编号167
H25.5 cm
藏地圣器佑平安
“贲巴”为藏语“བུམ་པ་”(bum-pa) 的音译，本义为“宝瓶”，原是藏传佛教寺院中用于盛载净水、举行灌顶仪式的核心法器，传统多以金、银、铜等金属铸造。清军入关后，为巩固对蒙藏地区的统治，清廷对藏传佛教采取了全面扶持的政策。至乾隆时期，这种政策达到顶峰，藏传佛教法器开始大规模被转化为御窑瓷器品种。
根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瓷质贲巴瓶的烧造始于乾隆初年，乾隆十七年（1752 年）后形成定制。与藏地金属贲巴瓶相比，清宫瓷质贲巴瓶在保留基本宗教功能的同时，融入了鲜明的中原审美特征：器身更加修长挺拔，比例协调优美；腹部更加饱满圆润，便于绘制繁复纹饰；口部增设伞状盘口和盖，既符合中原瓷器的审美习惯，又增加了陈设的稳定性。
这件贲巴瓶通高约 26 厘米，形制标准完整：顶部为覆钵式盖，盖面微鼓，中心设宝珠钮；下承盘口，束颈，颈下部饰凸起的弦纹；溜肩，鼓腹，下腹内收，高圈足外撇。整体线条流畅，端庄稳重，既有宗教法器的庄严神圣，又有宫廷御瓷的华贵典雅。
活计档中记载的珍稀烧造背景
乾隆朝御窑瓷器的烧造，无不遵循“先传旨、后烧造、再解京”的严格流程，所有细节均记录在《活计档》《瓷器档》和《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关于贲巴瓶的烧造，档案中有极为详尽的记载，为我们考证本品的历史背景提供了确凿依据。
（一）烧造数量与时间考证
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活计档・江西烧造瓷器》，自乾隆十七年至乾隆六十年，九江关监督共解运进京贲巴瓶约 1200 余件，平均每年烧造约 20 件。但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为色地粉彩品种，其中黄地粉彩约占 65%，绿地粉彩约占 25%，蓝地、红地等其他色地约占8%，而白地青花加洋彩品种仅见记载 18 件，不足总量的1.5%。
最为关键的一条档案见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五月二十三日：
“太监胡世杰传旨：着传谕九江关监督全德，烧造白地青花加洋彩莲托八宝贲巴瓶四对，内二对供雍和宫法轮殿，一对供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大红台，一对留养心殿佛堂。钦此。”
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全德解运瓷器进京，《瓷器档》记载：“白地青花洋彩莲托八宝贲巴瓶四对，随木座，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这是目前所见档案中关于白地青花加洋彩贲巴瓶最明确的烧造记录。本品的纹饰、工艺、尺寸与档案记载完全吻合，极有可能就是这四对中的一件。
（二）宫内陈设与用途考证
根据档案记载，清宫所藏贲巴瓶主要有三大用途：
1.宫内佛堂陈设供奉：约 40% 的贲巴瓶用于紫禁城、圆明园、颐和园各处佛堂，如养心殿佛堂、中正殿、雨花阁等。本品档案中明确记载“一对留养心殿佛堂”，说明其曾是乾隆帝日常礼佛的重要供器。
2.皇家寺庙供奉：约 35% 的贲巴瓶被送往京城及承德的皇家藏传佛教寺庙，如雍和宫、承德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等。乾隆三十八年烧造的四对中，就有三对用于寺庙供奉。
3.赏赐蒙藏贵族：约 25% 的贲巴瓶作为国礼赏赐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蒙古王公等。例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六世班禅进京朝觐，乾隆帝一次就赏赐了贲巴瓶 12 件，其中就包括 2 件白地青花加洋彩品种。
纹饰背后的政治智慧
乾隆帝在御瓷上大量使用藏传佛教纹饰，绝非单纯出于个人宗教信仰，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考量。他在《喇嘛说》中明确提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
通过将藏传佛教最神圣的八宝纹绘制在代表皇权的御窑瓷器上，乾隆帝巧妙地将宗教权威与世俗皇权结合起来。对于蒙藏民族而言，这些绘有八宝纹的贲巴瓶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品，更是中央政府对其宗教信仰认可的象征。当这些贲巴瓶被赏赐给达赖、班禅和蒙古王公时，它们就成为了维系民族团结、巩固边疆稳定的政治纽带。
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对藏传佛教最为推崇的皇帝之一，他不仅精通藏文，修习藏传佛教教义，拜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为师，还在全国范围内修建了大量藏传佛教寺庙。但乾隆帝的崇佛，始终是为其政治统治服务的。
乾隆朝是清朝疆域最为辽阔的时期，如何有效统治蒙藏地区，是乾隆帝面临的重大政治课题。他深刻认识到，藏传佛教在蒙藏民族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达赖、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因此，他采取了“以教治教”的策略，通过扶持藏传佛教来加强对蒙藏地区的控制。
瓷质贲巴瓶正是这一策略的产物。与金、银、铜质法器相比，瓷器具有独特的优势：它是中原文化的象征，代表着中央政府的权威；它可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满足大量赏赐的需求；它的纹饰可以根据政治需要进行设计，传递特定的政治信息。
在乾隆帝的精心策划下，贲巴瓶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礼物”。它随着清廷的使者，走遍了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将中央政府的恩宠与权威传递到每一个蒙藏部落。它见证了六世班禅进京朝觐的历史盛事，见证了土尔扈特部东归的英雄壮举，也见证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常见问题
这件清乾隆 青花加洋彩莲托八宝贲巴瓶的成交价是多少？
落槌价为 预展中。 成交价为 预展中。
关于这件拍品还有哪些补充说明？
• 北京拍卖会，2017年春季拍卖，编号167
H25.5 cm
藏地圣器佑平安
“贲巴”为藏语“བུམ་པ་”(bum-pa) 的音译，本义为“宝瓶”，原是藏传佛教寺院中用于盛载净水、举行灌顶仪式的核心法器，传统多以金、银、铜等金属铸造。清军入关后，为巩固对蒙藏地区的统治，清廷对藏传佛教采取了全面扶持的政策。至乾隆时期，这种政策达到顶峰，藏传佛教法器开始大规模被转化为御窑瓷器品种。
根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瓷质贲巴瓶的烧造始于乾隆初年，乾隆十七年（1752 年）后形成定制。与藏地金属贲巴瓶相比，清宫瓷质贲巴瓶在保留基本宗教功能的同时，融入了鲜明的中原审美特征：器身更加修长挺拔，比例协调优美；腹部更加饱满圆润，便于绘制繁复纹饰；口部增设伞状盘口和盖，既符合中原瓷器的审美习惯，又增加了陈设的稳定性。
这件贲巴瓶通高约 26 厘米，形制标准完整：顶部为覆钵式盖，盖面微鼓，中心设宝珠钮；下承盘口，束颈，颈下部饰凸起的弦纹；溜肩，鼓腹，下腹内收，高圈足外撇。整体线条流畅，端庄稳重，既有宗教法器的庄严神圣，又有宫廷御瓷的华贵典雅。
活计档中记载的珍稀烧造背景
乾隆朝御窑瓷器的烧造，无不遵循“先传旨、后烧造、再解京”的严格流程，所有细节均记录在《活计档》《瓷器档》和《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关于贲巴瓶的烧造，档案中有极为详尽的记载，为我们考证本品的历史背景提供了确凿依据。
（一）烧造数量与时间考证
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活计档・江西烧造瓷器》，自乾隆十七年至乾隆六十年，九江关监督共解运进京贲巴瓶约 1200 余件，平均每年烧造约 20 件。但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为色地粉彩品种，其中黄地粉彩约占 65%，绿地粉彩约占 25%，蓝地、红地等其他色地约占8%，而白地青花加洋彩品种仅见记载 18 件，不足总量的1.5%。
最为关键的一条档案见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五月二十三日：
“太监胡世杰传旨：着传谕九江关监督全德，烧造白地青花加洋彩莲托八宝贲巴瓶四对，内二对供雍和宫法轮殿，一对供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大红台，一对留养心殿佛堂。钦此。”
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全德解运瓷器进京，《瓷器档》记载：“白地青花洋彩莲托八宝贲巴瓶四对，随木座，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这是目前所见档案中关于白地青花加洋彩贲巴瓶最明确的烧造记录。本品的纹饰、工艺、尺寸与档案记载完全吻合，极有可能就是这四对中的一件。
（二）宫内陈设与用途考证
根据档案记载，清宫所藏贲巴瓶主要有三大用途：
1.宫内佛堂陈设供奉：约 40% 的贲巴瓶用于紫禁城、圆明园、颐和园各处佛堂，如养心殿佛堂、中正殿、雨花阁等。本品档案中明确记载“一对留养心殿佛堂”，说明其曾是乾隆帝日常礼佛的重要供器。
2.皇家寺庙供奉：约 35% 的贲巴瓶被送往京城及承德的皇家藏传佛教寺庙，如雍和宫、承德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等。乾隆三十八年烧造的四对中，就有三对用于寺庙供奉。
3.赏赐蒙藏贵族：约 25% 的贲巴瓶作为国礼赏赐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蒙古王公等。例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六世班禅进京朝觐，乾隆帝一次就赏赐了贲巴瓶 12 件，其中就包括 2 件白地青花加洋彩品种。
纹饰背后的政治智慧
乾隆帝在御瓷上大量使用藏传佛教纹饰，绝非单纯出于个人宗教信仰，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考量。他在《喇嘛说》中明确提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
通过将藏传佛教最神圣的八宝纹绘制在代表皇权的御窑瓷器上，乾隆帝巧妙地将宗教权威与世俗皇权结合起来。对于蒙藏民族而言，这些绘有八宝纹的贲巴瓶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品，更是中央政府对其宗教信仰认可的象征。当这些贲巴瓶被赏赐给达赖、班禅和蒙古王公时，它们就成为了维系民族团结、巩固边疆稳定的政治纽带。
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对藏传佛教最为推崇的皇帝之一，他不仅精通藏文，修习藏传佛教教义，拜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为师，还在全国范围内修建了大量藏传佛教寺庙。但乾隆帝的崇佛，始终是为其政治统治服务的。
乾隆朝是清朝疆域最为辽阔的时期，如何有效统治蒙藏地区，是乾隆帝面临的重大政治课题。他深刻认识到，藏传佛教在蒙藏民族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达赖、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因此，他采取了“以教治教”的策略，通过扶持藏传佛教来加强对蒙藏地区的控制。
瓷质贲巴瓶正是这一策略的产物。与金、银、铜质法器相比，瓷器具有独特的优势：它是中原文化的象征，代表着中央政府的权威；它可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满足大量赏赐的需求；它的纹饰可以根据政治需要进行设计，传递特定的政治信息。
在乾隆帝的精心策划下，贲巴瓶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礼物”。它随着清廷的使者，走遍了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将中央政府的恩宠与权威传递到每一个蒙藏部落。它见证了六世班禅进京朝觐的历史盛事，见证了土尔扈特部东归的英雄壮举，也见证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H25.5 cm
藏地圣器佑平安
“贲巴”为藏语“བུམ་པ་”(bum-pa) 的音译，本义为“宝瓶”，原是藏传佛教寺院中用于盛载净水、举行灌顶仪式的核心法器，传统多以金、银、铜等金属铸造。清军入关后，为巩固对蒙藏地区的统治，清廷对藏传佛教采取了全面扶持的政策。至乾隆时期，这种政策达到顶峰，藏传佛教法器开始大规模被转化为御窑瓷器品种。
根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瓷质贲巴瓶的烧造始于乾隆初年，乾隆十七年（1752 年）后形成定制。与藏地金属贲巴瓶相比，清宫瓷质贲巴瓶在保留基本宗教功能的同时，融入了鲜明的中原审美特征：器身更加修长挺拔，比例协调优美；腹部更加饱满圆润，便于绘制繁复纹饰；口部增设伞状盘口和盖，既符合中原瓷器的审美习惯，又增加了陈设的稳定性。
这件贲巴瓶通高约 26 厘米，形制标准完整：顶部为覆钵式盖，盖面微鼓，中心设宝珠钮；下承盘口，束颈，颈下部饰凸起的弦纹；溜肩，鼓腹，下腹内收，高圈足外撇。整体线条流畅，端庄稳重，既有宗教法器的庄严神圣，又有宫廷御瓷的华贵典雅。
活计档中记载的珍稀烧造背景
乾隆朝御窑瓷器的烧造，无不遵循“先传旨、后烧造、再解京”的严格流程，所有细节均记录在《活计档》《瓷器档》和《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关于贲巴瓶的烧造，档案中有极为详尽的记载，为我们考证本品的历史背景提供了确凿依据。
（一）烧造数量与时间考证
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活计档・江西烧造瓷器》，自乾隆十七年至乾隆六十年，九江关监督共解运进京贲巴瓶约 1200 余件，平均每年烧造约 20 件。但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为色地粉彩品种，其中黄地粉彩约占 65%，绿地粉彩约占 25%，蓝地、红地等其他色地约占8%，而白地青花加洋彩品种仅见记载 18 件，不足总量的1.5%。
最为关键的一条档案见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五月二十三日：
“太监胡世杰传旨：着传谕九江关监督全德，烧造白地青花加洋彩莲托八宝贲巴瓶四对，内二对供雍和宫法轮殿，一对供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大红台，一对留养心殿佛堂。钦此。”
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全德解运瓷器进京，《瓷器档》记载：“白地青花洋彩莲托八宝贲巴瓶四对，随木座，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这是目前所见档案中关于白地青花加洋彩贲巴瓶最明确的烧造记录。本品的纹饰、工艺、尺寸与档案记载完全吻合，极有可能就是这四对中的一件。
（二）宫内陈设与用途考证
根据档案记载，清宫所藏贲巴瓶主要有三大用途：
1.宫内佛堂陈设供奉：约 40% 的贲巴瓶用于紫禁城、圆明园、颐和园各处佛堂，如养心殿佛堂、中正殿、雨花阁等。本品档案中明确记载“一对留养心殿佛堂”，说明其曾是乾隆帝日常礼佛的重要供器。
2.皇家寺庙供奉：约 35% 的贲巴瓶被送往京城及承德的皇家藏传佛教寺庙，如雍和宫、承德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等。乾隆三十八年烧造的四对中，就有三对用于寺庙供奉。
3.赏赐蒙藏贵族：约 25% 的贲巴瓶作为国礼赏赐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蒙古王公等。例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六世班禅进京朝觐，乾隆帝一次就赏赐了贲巴瓶 12 件，其中就包括 2 件白地青花加洋彩品种。
纹饰背后的政治智慧
乾隆帝在御瓷上大量使用藏传佛教纹饰，绝非单纯出于个人宗教信仰，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考量。他在《喇嘛说》中明确提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
通过将藏传佛教最神圣的八宝纹绘制在代表皇权的御窑瓷器上，乾隆帝巧妙地将宗教权威与世俗皇权结合起来。对于蒙藏民族而言，这些绘有八宝纹的贲巴瓶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品，更是中央政府对其宗教信仰认可的象征。当这些贲巴瓶被赏赐给达赖、班禅和蒙古王公时，它们就成为了维系民族团结、巩固边疆稳定的政治纽带。
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对藏传佛教最为推崇的皇帝之一，他不仅精通藏文，修习藏传佛教教义，拜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为师，还在全国范围内修建了大量藏传佛教寺庙。但乾隆帝的崇佛，始终是为其政治统治服务的。
乾隆朝是清朝疆域最为辽阔的时期，如何有效统治蒙藏地区，是乾隆帝面临的重大政治课题。他深刻认识到，藏传佛教在蒙藏民族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达赖、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因此，他采取了“以教治教”的策略，通过扶持藏传佛教来加强对蒙藏地区的控制。
瓷质贲巴瓶正是这一策略的产物。与金、银、铜质法器相比，瓷器具有独特的优势：它是中原文化的象征，代表着中央政府的权威；它可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满足大量赏赐的需求；它的纹饰可以根据政治需要进行设计，传递特定的政治信息。
在乾隆帝的精心策划下，贲巴瓶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礼物”。它随着清廷的使者，走遍了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将中央政府的恩宠与权威传递到每一个蒙藏部落。它见证了六世班禅进京朝觐的历史盛事，见证了土尔扈特部东归的英雄壮举，也见证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