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 224 清乾隆 斗彩加洋彩缠枝莲纹小僧帽壶

清乾隆 斗彩加洋彩缠枝莲纹小僧帽壶

RMB 3,800,000

380万~580万

14.5cm.high

壶盖粘修，壶身完美（敬请留意：本品相报告仅作为参考依据，参拍前请各位买家自行仔细检查拍品并以实物为准）

说明：僧帽壶为清代宫廷礼佛重器，多供奉于紫禁城、颐和园中的皇家佛堂，其型取自西藏僧伽之帽，可参考明代永乐年间入中原弘法的西藏宗喀巴高僧头饰。尖流，曲鋬，鋬两端刻如意形饰，一端贴于腹间，一端贴于帽沿并有突棱竖起与口沿平立。长颈，圆硕腹，圈足，形制古雅庄重，带有浓厚的宗教底蕴。器物结构设计精巧考究，器盖贴合严密，可完整覆盖壶嘴，适配盛放酥油茶等热饮，是藏地传统礼佛、修行的经典器皿制式。器身整体斗彩绘饰，其上并添粉彩点缀，通体满绘缠枝莲纹，并绘如意云肩。寓意“如意连连”。莲，有“清廉”之意，是清代吏治的一种体现。周敦颐《爱莲说》中赞其道“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谓之高洁。同时“莲”也是佛家八宝之一，据传，“莲”代表佛的舌头，象征佛法圣洁，如莲之清新芳蕙，引导众生脱离污垢，超凡出世，无所污染；藏传佛教认为莲花象征着最终的目标，即修成正果。
款识EN：Seal Mark and Period of Qianlong, Qing Dynasty
名称EN：A DOUCAI AND FAMILLE-ROSE 'INTERLOCKING LOTUS' VESSEL
大段：本件拍品当为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一年间贡瓷，当时应进贡了一对，后天各一方，一件留在北京御园，一件远走热河佛寺。本拍品为传世所见孤品，甚至是仅见的乾隆御窑釉上彩僧帽壶重器。集天工之智巧 诚海内之殊绝——清乾隆斗彩缠枝莲纹小僧帽壶考  ◎ 金立言 林晨雷僧帽壶之制兴盛于明永乐，斗彩技法肇始于宣德而成熟于成化。清代乾隆朝，陶瓷工艺臻于巅峰，御窑厂督陶官奇思妙想，结合永乐器型与成化工艺，并以洋彩色料加以赋彩，创制出斗彩缠枝莲纹僧帽壶这一御瓷佳器，标新立异，尽善尽美。一、僧帽壶的历史和功用僧帽壶因其特殊的阶梯状口沿而得名，多数学者认为该设计与噶玛噶举黑帽系僧人所戴僧帽有关。瓷质僧帽壶的制作始于元代，多见于明初永乐及宣德两朝，系汉藏文化交流的产物，甜白釉、青花、霁红釉皆有所见。今年在故宫午门举办“万法归一：萨迦寺历史文化与艺术”特展，多件永乐帝御赐萨迦寺的甜白釉和青花僧帽壶令人赞叹不已，其中一件还附有木胎髹红漆随形包装加以保护，当时之珍视程度可见一斑。红釉僧帽壶中，最为知名的是一件雍正帝尚为亲王时所珍爱的宣德款宝石红釉僧帽壶（故瓷017764），外底镌刻乾隆帝《题霁红僧帽壶》御制诗，现为台北故宫镇馆之宝。元明时期的僧帽壶应作饮茶之用。西藏档案馆藏《致如来大宝法王书及赏单》中记载，永乐六年(1408年)正月初一成祖赏赐大宝法王的礼物中有“……白磁八吉祥茶瓶三个,银索全;白磁茶钟九个,红油斜皮骰手全,五龙五个,双龙四个……”。一般认为，“白磁八吉祥茶瓶”即甜白釉僧帽壶。二、清代督陶官贡瓷中的僧帽壶清代康熙晚期至雍正朝御窑瓷器，以追摹永宣为尚，有仿霁红釉之例。乾隆早期，唐窑亦多仿霁红釉品种，相关档案初见于乾隆四年九月初一日，太监毛团、胡世杰交“霁红僧帽壶一件”。乾隆十年三月二十二日，乾隆帝传旨将一件霁红僧帽壶“认看新的旧的”，后经司库白世秀认看为“系新的仿做”，可见仿品水平之高。此后，乾隆朝僧帽壶在明代基础上又有创新，见有青釉、霁蓝釉、斗彩、釉里红、娇黄釉、孔雀蓝釉等品种，经笔者研究，均为督陶官贡瓷。清代御窑制度到乾隆时期已发展至成熟阶段，御窑制品根据烧造性质可分为大运瓷器、传办瓷器、督陶官贡瓷三大类。其中，督陶官贡瓷是督陶官每年逢重要节庆而向皇帝进贡的御窑瓷器，是三大类瓷器中规格最高的一类。其经费多从督陶官养廉银中支出，意在报效朝廷。与大运及传办瓷器须严格依照官样而加以制作不同，贡瓷的品种和式样一般并无明文规定，御窑厂自由发挥的空间比较宽阔。因此，贡瓷可以不因陈式，器型、纹饰等常常创新。为博帝王欢心，贡瓷往往不惜工本，琢器一般每种只烧造一对，珍罕异常。查阅督陶官贡档，僧帽壶首见于乾隆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唐英率子寅保呈进“霁红僧帽壶一对”。此后20年，贡档中未见僧帽壶的记载，直至乾隆四十年十月二十四日，督陶官全德贡“龙泉釉拱花僧帽壶成对”。传世品中，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对乾隆仿龙泉釉番莲僧帽壶（图1），高18.5厘米，显然为全德所贡。另外，台北故宫还有一件乾隆霁蓝釉僧帽壶（图2），此当为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初六日全德所贡“霁青僧帽壶成对”之内。三、贡瓷中罕见精品的斗彩缠枝莲纹僧帽壶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崇庆皇太后病逝，乾隆帝守制三年，谕旨不许呈进贡品，因此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四年不见督陶官贡档。四十五年恢复例贡后，或因督陶官贡档多有轶失，再未见僧帽壶的记载，但此次拍品的斗彩缠枝莲纹僧帽壶为乾隆晚期督陶官贡瓷无疑，其原因有三。首先，从清宫档案来看，大运琢器主要以青花和颜色釉为主，贡瓷琢器则以洋彩、斗彩等加绘釉上彩纹饰的工艺品种为主。本拍品以釉下青花绘轮廓线，釉上洋彩填色，即斗彩工艺，也就是乾隆时期档案所称“成窑五彩”，后逐渐简称为“成窑彩”或“五彩”，有时仅称“彩”。督陶官贡档中虽未记载有斗彩僧帽壶品种，但嘉庆十九年《陈设档》载，旷观斋穿堂殿明间陈设有“五彩瓷有盖僧帽壶一件（紫檀座丙）”。旷观斋位于清漪园（现颐和园）石舫之西北，乾隆帝常于此憩坐，著有多首《旷观斋》御制诗。此外，宣统二年《陈设档》记载，芳园居殊像寺陈设有“五彩瓷僧帽壶一件（花梨木座缺足）”。殊像寺是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之一，始建于乾隆三十九年，建筑设计仿五台山殊像寺，为清代皇家寺院，俗称“乾隆家庙”。这两处所陈设的僧帽壶，即为乾隆时期的一对贡瓷。其次，传世所见多数僧帽壶高度均在19至24厘米之间，然本品高度仅13.5厘米，盈手可握，显然非为饮茶或佛教法事所传办的器物，而是案头陈设雅玩。与其高度相仿者仅见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乾隆釉里红缠枝莲纹僧帽壶（图3），其盖、口沿、颈、流与腹部均绘缠枝莲纹，腹部上下分别辅以如意云头和莲瓣纹，胫部为卷草纹，全部纹饰与本件拍品如出一辙，六字青花底款亦与拍品完全一致，当为一人所写。进一步细观，这两件僧帽壶的缠枝莲纹饰，其大朵西番莲花并非端正竖直，而是随枝的弧度向左或右侧倾斜，极具动感，此种设计在乾隆御窑高度程式化的纹饰中相当罕有，或为仅见之两例。大都会博物馆的釉里红僧帽壶虽也未见于贡档，或与拍品同为相同或相近年份的督陶官贡瓷。此外，还有一件高度仅10厘米的乾隆粉青釉僧帽壶，“乾隆年制”四字青花款，香港天民楼递藏，现归京城私人收藏。还有一点值得强调，笔者注意到本件器底“大清乾隆年制”青花六字款识写法特殊，主要是“清”字右下角“月”内部写成类似“T”字形。据笔者研究，这是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一年间督陶官额尔登布、穆克登、虔礼宝、海绍贡瓷的写款特点。以下试举主要馆藏中多例明确见于贡档的传世品以资比较。1、北京故宫藏乾隆斗彩婴戏图罐（《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珐琅彩、粉彩》，页106），其为乾隆四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额尔登布贡“成窑五彩娃娃盖罐成对”。3、台北故宫藏一对乾隆青花龙纹折肩瓶（图5），为扁腹的罍式造型，折肩处饰两兽耳衔环，腹部主纹饰为两对穿花龙纹，青花浓艳泛紫。其为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额尔登布贡“嘉窑青花双环罍成对”。4、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件乾隆青花洋彩进宝图壮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瓷器卷（清代）》，页166），以青花绘山水，洋彩绘进宝人物，其为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穆克登贡“成窑五彩万国来朝壮罐成对”。5、香港张氏望星楼藏一件乾隆青花缠枝莲纹象耳瓶（图6），为特殊的扁式造型，另有一件见于2025年北京大羿春拍（图7），此对瓶为乾隆五十年正月初二日穆克登贡“白地青花扁式象耳瓶成对”。6、台北故宫藏乾隆霁蓝釉描金开光花卉御制诗八方瓶（图8），为乾隆五十年正月二十五日穆克登贡“御制诗霁青描金八方一统尊成对”。7、台北故宫藏乾隆青花万寿福庆花卉纹瓶（图9），为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九日穆克登贡“嘉窑青花如意尊成对”。8、台北故宫藏乾隆青釉五孔花插（图10），为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虔礼宝贡“哥釉五岳花插成对”。9、台北故宫藏乾隆青花云龙纹四系盖罐（图11），为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二十五日海绍贡“成窑青花云龙四喜盖罐成对”。10、台北故宫藏乾隆青花丹凤来仪象耳瓶（图12），为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海绍贡“嘉窑青花丹凤来仪象耳瓶成对”。就传世品而言，此种“T”字形款识只见于贡瓷，未见大运和传办器物。基本都是青花款（用于青花、斗彩和青釉器物），亦有极个别刻款（仿白定釉器物）。此种款字写法具有高度一致性，由此可以断言，本件拍品与大都会博物馆藏釉里红僧帽壶一致，同为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一年间的督陶官贡瓷。四、结语综上所考，本件拍品当为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一年间贡瓷，当时应进贡了一对，后天各一方，一件留在北京御园，一件远走热河佛寺。本拍品为传世所见孤品，甚至是仅见的乾隆御窑釉上彩僧帽壶重器，其珍贵程度自不待言。更难能可贵的是，器表所绘西番莲纹样动感十足，艺术成就为普通御窑缠枝莲纹饰所难企及。此外，僧帽壶的壶盖至今大都遗失，而本品仍有原配壶盖成套流传至今，极为难得。本品堪称乾隆御窑珍品之一例，可遇而不可求。
参阅：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清代宫廷绘画》，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页202，图46